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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最早的西文译本问世于1881年，是 Frederic Henry Balfour(巴尔弗)的英语翻译，很差，我就不多说了。1891年有苏格兰汉学家 James Legge(理雅格，1815-1897)的译本在牛津出版，算得上西方第一部比较可靠的译本。1926年有剑桥汉学家Herbert A.Giles(翟理斯，1845-1935)的译本问世，贡献很大。法文最早的译本是1913年由河间府(今河北献县)天主教教会发表，译者为耶稣会士LéonWieger神父(戴遂量，1856-1933)。最早的德文译本，是多年居住山东的Richard Wilhelm(卫礼贤，1873-1930)的翻译，发表于1912年。这四位译者，有三位由传教士变为汉学家，一位由外交官变为汉学家。他们为后人开启了道路。但是他们的译本，应该说今天只有历史价值了。 一百年来西方庄学研究的结果是什么？到现在为止，对《庄子》一书有兴趣的西方人，只有两种：一种是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学者和他们的学生，一种是陶醉于所谓“东方智慧”的信徒，后者看《庄子》也不是真看。当然，有时候也有具有一定文化素养的普通读者，出于好奇或认真，也看看《庄子》译本，但往往不能理解其思想内容，觉得非汉学家是看不懂的，所以看了几篇就放在一边了。至于真正爱好哲学思考的西方人，在现有的译本中看不到他们所能理解的论题。这就是现状。 我认为，这一现状是很难令人满意的。《庄子》应该成为许多西方人所熟悉的一部经典，成为他们喜爱的名著，像Michelde Montaigne(蒙田，1533-1592)的《随笔集》或Blaise Pascal(帕斯卡，1623-1662)的《思想录》那样珍爱的。我这么想，是因为我肯定《庄子》的价值，也是因为我觉得，目前的全球化进程不应该单独由商品经济和商品经济所产生的假文化来推动，而是应该也有真正的，法国诗人思想家PaulValéry(瓦莱里，1871-1945)所说的“精神交易”，也就是说，对某些终极问题的共同反思。这种反思要面向未来，但离不开对历史和历史遗产的思考，而这里缺不了庄子。 那么，要把《庄子》化为西方人能读懂的，能喜爱的经典，这一任务已经不是中国庄学的延伸，是庄学的新的工程，而这一工程只能由西方学者来承担。我的具体作法，现在无法详细介绍，时间有限，只能举一两个例子略作说明。 庖丁回答文惠君的那句话，“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到现在为止，所有的外文翻译都把“道”字原封不动地写作Tao移到外文句子里，或者把它翻成了表示“道路”的同义词，像英文的Way或法文的Voie，结果使得一般读者不知所指，也看不出庖丁这句话与他下面描述的具体经验有什么关系。那么，这句话，我译成法语后是这样的：“您的臣仆所感兴趣的不是技术，而是事物的运作”。我认为，这符合庖丁的语气，也符合他的意思，对下文的内容也有一个明确的提示，使读者从一开始就知道应该怎么看，怎么理解下面的叙述。 我再举一个例子。《人间世》的第一个段落是孔子与颜回的一段对话，篇幅比较长，大家很熟悉。颜回准备到卫国去游说卫君，孔子觉得很危险，警告他，并讲了一个道理，说：“夫道不欲杂，杂则多，多则扰，扰则忧，忧而不救”。这个“道”字，跟庖丁的“道”字一样，到现在为止也是一律变成Tao直接移到外文翻译中，或用Way或Voie来代替，使外国读者既无法理解那句话本身的意思，也无法看出它与下文的关系。那么，我把它翻译成法文：“行动要有一个明确目的，不然会分散，会乱，会走邪，最后不可收拾”。这样的翻译，意思很明确，是能说服人的。更重要的是，它道出了下文对话的主题，使对话迎刃而解。这样一来，庄子所阐述的不再是一种“处世哲学”，而是一种“行动哲学”了。 这儿，当然会出现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哪一种解读是正确的？这一问题容易解决，因为有一个大家容易接受的标准：哪一个前提能把全文解释得更通，既能毫无遗漏地解释每一个细节，又能清楚地展现其整体结构，就应该肯定哪一个前提。第二个问题是：同一个“道”字怎么能在一种语境里指“事物的运作”而在另一种语境里则有“行动”的意思呢？这是一个有趣的哲学课题，可惜也没有时间在这儿讨论了。 这样翻译《庄子》的效果之一，是把庄子变成了一位语言平易通畅的作家，几乎把他变成了与读者同时代的人了。效果之二是，庄子所讲的问题，不再是远离西方读者的一些中国古代思想的主题，而是西方读者也能接触到的，带有普遍性的基本问题了。大部分西方读者都觉得，中国思想史与自己无关，但是有这样的思想家出现在他们的面前，能帮助他们对历史、社会，对现实和对自己得出新的认识，兴趣就大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