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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显学篇》云：“世之显学，儒、墨也。”又曰：“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在这里，墨学暂且不议，儒学在先秦（战国时期）为显学，似乎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对此问题还应该做更多的思考。事实上，不但没有其他的史料直接支持这一说法，而且，在包括儒家在内的先秦诸子其他各家的代表作中，对儒家学术地位及其影响力的认定本来是大相径庭的。 从儒家内部看，孟子称：“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孟子·滕文公下》）杨墨之言“盈天下”，孟子辟杨墨是很需要一番英雄气概的。尽管其“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可能有夸张的成分，儒家其时尚不至于掉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口。但至少它说明，儒家在当时的境遇很不尽如人意，在孟子心中它不是“显”学而是“微”学。 在儒家外部，《庄子·天下篇》云“道术将为天下裂”，并因其裂而将“天下”的“百家之学”分成了墨家、宋尹派、彭蒙田骈慎到派、关尹老子派、庄子派和惠施为代表的名家等六派。在这六派中，除了墨家和名家外，其余在后来都可笼统归属于道家。尽管其中慎到一派通常是划到法家，但《史记·孟荀列传》说他本是学黄老道德之术的。由此可见先秦道家红火兴盛的局面。当然，《天下篇》对学派的概括与它本来基于道家立场而描述“天下”有关。因而，尽管其中没有明确儒家的地位，但“多能明”《诗》、《书》、《礼》、《乐》的“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应当是在《天下篇》作者眼中尚不成气候的儒家。 由此，先秦“儒家”作为整体，其地位其实并不“显”，在战国时期的社会思潮中不占有主导性的地位。孔子死后，儒家因其分裂，势力明显衰落。在韩非子概括的儒家八派中，后来真正有影响的不过是孟子和荀子两家。司马迁作《史记》，在“仲尼弟子”而后，只为“孟子荀卿”作传，便是最充分的证明。虽说孟子“辟杨墨”有再造儒家之功。但是孟子的努力并不能从根本上扭转战国儒家传承的颓势。 秦二世而亡，带给中国人的思维教训是十分深刻的。适应于汉初黄老无为政治的流行，司马谈总结当时的学术而有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的划分，其中“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太史公自序·论六家之要旨》）的道家，显然处于六家归宗的集大成的地位。但与《庄子·天下篇》作者的视域相比，司马谈给予了儒家六分之一的“天下”，儒家终于在学术史上占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然而，在距此百年前的韩非子的时代，在韩非子自身所属的法家不仅于理论上、而且于实践上都是如日中天的战国末期，韩非子为何要称儒学是显学？ 其实，就在前引韩非子文的最后一句“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已经道出了玄机：此时任一儒家派别，都否认其他源出于孔子之学是真正的儒学。孟学是孟学，荀学是荀学，这就是当时的现状。换句话说，在当时学者的心目中，并不存在有一个整体规模的儒学。韩非子此观点与他的老师可以说是完全一致的。《荀子·非十二子》将思孟之学与其他各家一并斥之为“邪说”、“奸言”，就是明证。相较而言，司马谈虽推崇道家，但对其他各家也都肯定了自有其优长，其学术态度无疑要更为公允。 按《史记·儒林传》的记载，还在战国初期，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儒家”实际上已不成其为一个学术整体： 是时独魏文侯好学。后陵迟以至于始皇，天下并争于战国，儒术既绌焉，然齐鲁之间，学者独不废也。于威﹑宣之际，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 司马迁的这段话其实讲得很清楚。七十子之后，“儒术”是在不断衰败中度过战国的纷争时代的。其中只有齐鲁之间仍有学者讲习儒业，说白了就是孟、荀两家于时为“显”。然而，由于前述的原因，孟子眼中已无其他儒者，其所谓“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之语，对于自负甚高的孟子来说，并不仅仅在剥夺其他诸子的平治天下的权力，更是表明“孔子之道”“著”与“不著”的重担，完全落在了 “私淑”孔子而成其学的孟子本人的肩上。 由此，其他儒者在孟子看来，根本就不成其为一支学术力量。所谓“杨墨之道”与“孔子之道”的对立，也同时意味着孟子和其他一切“充塞仁义”的“邪说”的对立。如此“邪说”概念的外延实际是周延的，并不仅仅限于杨墨。这从孟子为自己立下的军令状“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孟子·滕文公下》）、将杨墨与一切淫辞、邪说并列便可以窥见一斑。 孟子轻视其他儒生，荀子则又否定孟子，并列举了孟子的多项“罪”状，司马迁的话如果再作阐释，那就是只有孟、荀的“显学”而没有“儒术”的显学。整体的“儒术既绌”是无法否定的。将孟子一派列入到“饰邪说，交奸言，以枭乱天下，矞宇嵬琐，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乱之所存者有人矣”（《荀子·非十二子》）之中，其敌视的态度与对儒家之外的其他各家并无二致。就是说，在荀子眼中，与孟子一样是“当今之世，舍我其谁”？根本就不可能有第二支儒家学术队伍的存在。 然而，对于孟、荀两派的这种严重对立和自相攻讦，人们往往缺乏足够的重视，并没有从儒家学派整体显、微的高度去做出认识。细想一下，它们或许就是除孟、荀而外其他八分之六后来不传的真实原因。对这八分之六的儒者来说，面对孟、荀既攘外又安内的强势举动而无力抗衡，在历史的发展中逐步被淘汰就是容易理解的，学术的发展本来也适用优胜劣汰的原则。进一步，既然不同儒者只是以自己所属的这八分之一的“真儒”去对抗儒家之外诸子的集合，其力量之薄弱也就是可以想见的了。 至于司马迁所说齐鲁学者“不废”儒术，也并不等于当时儒学的氛围有多么浓厚，而是有其特定的历史缘故的。其曰： 及高皇帝诛项籍，举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岂非圣人之遗化，好礼乐之国哉？故孔子在陈，曰：‘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齐鲁之间于文学，自古以来，其天性也。故汉兴，然后诸儒始得修其经蓺，讲习大射乡饮之礼。（《史记·儒林传》） 秦汉之际，“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似乎说明儒术至少在鲁并不衰微，然而，司马迁说得很明白，这与儒术的兴衰其实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因它“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已经是“天性”而非儒者的积极自觉作为，在鲁地，它兴许从周公之后就开始了，至少也应在孔子之前。换句话说，真正经过孔子再造的礼乐文化，只是在“汉兴”之后才得以全面修整和弘扬。 这同样的结论，我们还可以从坚守儒家正统立场而总结先秦学术史的班固那里看到： 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故《春秋》分为五（《左氏》、《公羊》、《榖梁》、《邹氏》和《夹氏》），《诗》分为四（毛、齐、鲁、韩），《易》有数家之传。战国纵横，真伪纷争，诸子之言，纷然淆乱。至秦患之，乃燔灭文章，以愚黔首。（《汉书·艺文志·六艺略》） 既然是“微言绝”而“大义乖”，就不能指望有统一和显赫的儒学。 或许，参看一下《庄子·田子方》中的一则故事是很有意思的。其文曰： 庄子见鲁哀公，哀公曰：“鲁多儒士，少为先生方者。”庄子曰：“鲁少儒。”哀公曰：“举鲁国而儒服，何谓少乎？”庄子曰：“周闻之：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时，履句屦者知地形，缓佩玦者事至而断。君子有其道者，未必为其服也；为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为不然，何不号于国中曰：‘无此道而为此服者，其罪死！’”于是哀公号之五日，而鲁国无敢儒服者。独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门。公即召而问以国事，千转万变而不穷。庄子曰：“以鲁国而儒者一人耳，可谓多乎？” 在这里，“多儒”与“少儒”无疑与各自所持的价值观有关，但又不尽然。知识的广博本是庄子的一大特点，故他将儒者划分为知天、知地和断事三类便不应只看作是“寓言”。当然庄子的归纳有他自己的特点，即他虽点出天文地理人事，却有意无意忽略了仁义这一儒家的根本。如此三类知识构成为儒者之“道”。以此道来衡量，鲁国就不能说是多儒。虽然不至于少到全鲁国只有儒者一人，但是否可以说明“儒之方”在鲁国呈现的是衰颓的景象呢？作为儒之大本营的鲁国尚且如此，其他各国的情况也就大致可以推知。这一故事可以从旁印证从孟子到司马迁、班固关于儒家微而不显的论断。 从而，对于韩非子所说的“世之显学”，就不应当从战国末期的“天下”大势去理解，而应当从原始反终的意义上、从孔子开私学之先，“论次诗书，修起礼乐”（《史记·儒林传》）而创立学派的意义上去理解。即它们属于过去时而非现在时。从韩非子的行文其实亦可以看出，他的本意，无非是为互相“矛盾” 而十分可笑的儒墨两家是非，提供一个“非愚则诬”的供批判的靶子。一句话，“显学”并不意味着对当前事实的认定。 总起来，内部的纷争加上外部的打压，战国儒家的发展在整体上一直处于不景气的状态应当是实情。设想一下，《庄子·天下篇》所以只言“多能明”《诗》、《书》、《礼》、《乐》的“邹鲁之士、缙绅先生”而不以为有“儒家”，除了学派间的龃龉而外，是否也可以从当时只有孟家、荀家而没有整体的儒家、因而无法概括出“儒家”这样一个学派来做出解释？ 儒家的地位的由微到显，应当是在“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汉书·艺文志·六艺略》）之后。由于汉初儒者的集体努力，儒家学术真正开始出现转机。“夫子”逐步上升成为“至圣”，社会的风向在司马迁的时候，就已经是“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史记·孔子世家》）了。其后，随着“独尊儒术”国策的推行，儒家的地位遂屹立而不可动摇。 ——原文刊发于《国际儒学研究》论文集，九州出版社2007年2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