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康有为 “康有为以保国救亡为志，不屑科举，讨厌八股，然而却不断应试，屡次名落孙山”。但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康有为38岁时进士及第。康有为主要著作有：《新学伪经考》《康子篇》《日本变政考》《大同书》《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等。梁启超把康有为的《大同书》比喻为当时的“大地震”，把《孔子改制考》比作“火山喷火”，把《新学伪经考》比喻为“飓风”。康有为被誉为“中国近代国学大师”。而对“国学”的界定，学界一般概念为：“国学即一个国家之学术。”关于“东学”的为概念，因为研究近代“国学”家康有为，故而借用近代学界对“日本学术”的称谓“东学”，为此，研究康有为“国学”的“东学”渊源，也是研究康有为“国学”与日本学术之间的渊源。 一、大量阅读日本明治时期的书籍 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割让香港，西方文化不断地冲击着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康有为在光绪五年（1879年），目睹了西方文化控制下的香港，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正如日本学者竹内弘行所说：“在香港，康有为经历了具有决定性的认识变化。”但是，康有为大量阅读西学书籍，了解西学是他到了日本之后，通过日本翻译的近代西方思想，更加深刻地体悟了西学及明治思想。 “戊戌变法失败后，在日本志士宫崎寅藏斡旋下，经日本总理大臣大隈重信同意，康有为第一次流亡日本……康有为前后三次侨居日本近三年的时间”。康有为在日本期间，通过明治思想吸取了更多的西方思想，康有为说：“日本文字尤午文字也，是吾以泰西为牛，日本为农夫，而吾坐而食之。费不千万书毕集矣。”康有为认为，日本文字与中国文字相似，借助日本的翻译资料了解西方，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实际上，康有为不仅是想通过明治思想了解西学，更重要的是康有为看到了近代日本的崛起，想借鉴日本明治思想而振兴中国，正如康有为所指出的：“日本小国，更新变用则骤强。此其明效大验，公理正则，无可遁逃者矣。”康有为又说：“则莫如取鉴日本之维新矣。” 日本学者小林武指出：“中国近代的思想家，大体都是通过日本书籍吸收的西洋近代思想。例如，康有为在1898年《进呈日本明治变政考序》中说：‘昔在圣明御极之时，琉球被灭之际，臣有乡人，商于日本，携示书目，臣托购求，且读且骇，知其变政之勇猛，而成效之已著也.臣在民间，募开书局以译之。’因为他这样考虑，于是花了大约十年的时间写了《日本变政考》，为此搜集的书籍一览是《日本书目志》（一八九六），本书收录记载了十五门、二四九类七七四二种的日本书的关系记事，其数量极多，其中除了自然科学与实业关系以外，还看到教育、宗教等洋务运动时期的西洋文化受容的分类学科。例如在理学门类中，除了理化学、天文学、气象学等自然学科以外，还包括人文分野的哲学、伦理学、心理学等等。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混杂，是由于中国把传统性的‘理’看作理解自然与人类的通则之形式的缘故。康有为列举参考的日本书籍，从哲学类来看有：末松兼澄的《哲学一班》、井上冈了的《哲学要领》、三宅雄次郎的《哲学娟滴》、中江笃介的《理学沿革史》、有贺长雄的《国家哲论》等等，列举了二二种；心理学类中有：元良勇次郎的《心理学》、井上冈了的《通信教授心理学》、有贺长雄的讲述的《教育适用心理学》、井上哲次郎的《心理新说》收录了二五种。只是他的理解，有时候有错误，例如他认为心理学是自己国家孔子的旧学，又认为明末由于提倡心学而使人们注重气节盛行，康有为把心理学与心学混同了。并且对于西洋的学问也没有完全理解。但是，以日清战争（甲午战争）为契机，终于使中国的士人们，开始通过日本的书籍留意注目西洋近代思想……对日本萌生的关心，可以从日本书与中国书之间的翻译数量很清楚地看出。中国翻译日本书与日本翻译中国书的关系，在1895年发生了逆转，中国翻译日本书的数量激增。一六六。年到一八九五大约二百三十五年的时间里，日本翻译中国书有一二九种，而中国翻译日本书只有十二种，两者相差也有数十倍，可以说中国对日本毫不关心。但是从日清战争到辛亥革命十六年间，中国翻译日本书增加到九五八种，而日本翻译中国书只有十六种，其比约六十倍，中国对日本的关心急剧地增高了。从一九一二年到一九四五年，中国翻译日本书一八九九种约是辛亥前的两倍，中国翻译日本书的倾向更加增强了，日本向中国流人文化更加明确了，这样的倾向是从来所没有的。而中国翻译日本书的种类，从自然科学开始，扩展到以社会科学为主的哲学和宗教。洋务运动期间，主要翻译是以西洋书的自然科学为中心，至此开始涉及到了文化领域。中国通过日本了解了西洋的社会科学以后，可以说是西洋思想与中国思想相对化的契机。” 虽然康有为在流亡日本之前，已经阅读过西方的书籍，但真正了解西方近代思想，还是在康有为阅读明治时期的大量日本书籍之后，他通过阅读大量明治时期的书，不仅了解了近代西方思想，而且还了解了日本明治思想及其日本近代思想的变迁。 二、试图模仿日本明治时期的神道而使“孔教国教化” 康有为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著《孔子改制考》。康有为对《孔子改制考》进行过概括：“一、孔子定说。以春秋公羊、董氏繁露、礼王制、论语、孟子、苟子为主；次、三统说。孔子每立一制，皆有三统，若建子、建寅、建丑，尚白、黑尚、尚赤……；三、日存旧。周初礼制，诸国旧俗，皆杂见于诸子，而管子最多。刘歆所操以为礼者，然可以考旧制故次焉；四、日辟伪。刘歆伪撰周礼、左传、及诸古文经之说，向来窜乱于诸经之中者，辞而辟之；五、日传谬。自刘歆以后，诸濡附会讹传者。”康有为写作的《孔子改制考》中，认为《春秋》乃至《六经》都为孔子所做，经诸多学者考证，康有为此说法其实是错误的，其实在当时章太炎就对康有为的这种观点进行了批判。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