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闻一多 任何学者的学术世界都不是孤立的存在，总是在各种形式的学术联系中建构起来的。所谓学术史就是由不同时代的学者和他的学术世界通过各种学术的联系构成的，后代学者对前代学者在继承中不断创新而推进学术的发展，每个独立的学者都一方面吸收学术史成果，另一方面融入时代的学术语境中而成为所在时代学术的一部分，构成新的学术史内容。闻一多的学术世界生成于学术史，贡献于现代学术，最终亦构成了中国学术史的一环。 无论中国学术史，还是闻一多的学术世界，都是异常复杂和丰富的，闻一多的学术世界和学术史的关系更呈现出相当的复杂性和丰富性。闻一多学术世界的复杂和丰富使得他与中国学术史建立了比较广泛而全面的联系，几乎可以说，不仅闻一多的学术研究历程和中国学术史有着历时性的对应关系，而且他的全部学术世界与中国学术史上所出现的学术类型几乎都有着共时性的对应关系。闻一多进入学术研究后，最早从《诗经》研究开始，在漫长的学术研究历程中，研究范围不断扩展，研究对象不断增加，研究内容不断深入，在扩展、增加和深入的过程中，最后贯通了中国古今文化和古今学术。就闻一多所涉及的学术研究领域，包括了史前原始社会研究、上古神话和史诗研究、殷商甲骨文研究、周代金文研究、《周易》研究、《庄子》研究、《管子》研究、《诗经》研究、《楚辞》研究、《易林》研究、汉《乐府》研究、唐诗和唐文化研究、中国现代诗歌研究、中国文学史研究、中国文化史研究，连贯起来就是一部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化史和中国学术史。这些仅仅是闻一多专门研究的对象，尚有为了研究而涉及到的中国文化史和学术史的大量典籍文献，几乎含纳了传统经、史、子、集各部类的主要文献，汇聚成一个中国学术和文化的博大精深的国学研究世界。典籍文献之外，闻一多的学术世界尚含纳了地下出土文物和考古学的历史实物资料。 闻一多和中国学术史的对应关系和其中的复杂性、丰富性至少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贯穿中国主流学术史的无疑是以先秦儒家经典为研究对象的“经学”。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经典被奉为封建王朝的统治大典，经学成为最主流的学术类型。从两汉经学之后，尽管不同时代在学术思想上有所变迁，但经学地位一以贯之，始终没有动摇。尤其是隋唐科举制度确立后，儒家经典成为科举内容，到宋明达到了极致。从学术上，儒家经籍的注疏成为主要的学术形态，乾嘉学派最突出的成就也集中在经学领域。即使在辛亥革命后废除读经，也仅仅是撤消了经学的国家意识形态地位，在学术上，儒家经典仍然是主要的研究对象。近代后所谓“国学”内涵，在狭义方面几乎即等同于经学。经学的学术正统地位影响到闻一多的学术选择，他与中国学术史的关系尤其体现在和经学的密切联系上。且不说他最早的启蒙教育就是念“四书五经”，当他开始学术研究时，所选择的对象首先是《诗经》，基本遵循了传统经学的研究路径，通过文字训诂从经学角度释读《诗经》，甚至把经学方法运用到非“经”的《楚辞》研究上。《诗经》之外，闻一多专门研究过的儒家典籍还有《周易》。但更重要的是闻一多在学术思想上一度归依正统的儒家文化，在学术方法上更以正统的注疏解经和汉学考据学方法进行经典释读。经学研究对他学术研究的影响之深与经学在中国学术史上的正统主流地位密切相关。 第二，中国学术史不仅仅有主流的经学研究，闻一多的学术世界也不仅仅有经学研究，闻一多的学术世界更多非经学的学术内容。事实上，每一个历史阶段的学术主潮之外，都存在着非主流的学术类型。经学之外，源远流长的有“子学”、“史学”和“集学”（文学）的学术部类，虽然其中仍然包括了“经学”内容且多体现正统儒家思想和主流的经学意识，但更多突破了儒家思想和经学意识的学术因素。“子学”不限于儒家的孔子、孟子、荀子，还有如道家的老子和庄子、法家的韩非子、墨家的墨子以及列子、晏子、管子等等可达几十“子”。儒家正统思想外，更有道家、墨家和道教、佛教的发展。闻一多的国学研究并没有限于儒家经典和经学范围，而是横向扩展到整个中国文化思想的各个领域，如对道家、墨家、阴阳家等以及道教都有专门的考证和研究，特别对道家和墨家思想本质的揭露如《关于儒·道·土匪》、对道教起源如《神仙考》和道教精神的揭示如《道教的精神》等，都进行了精深的研究并作出了创造性的思想发现。而闻一多所最属意的是文学研究，从《诗经》研究到《楚辞》研究，从汉《乐府》研究到唐诗研究，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史的研究，更是从多层面多角度进行文学文本的“真”和文学意韵的“美”的探索和发现。他如神话研究和对原始社会的文化人类学研究，都不是经学所能够范围的。所有研究都体现出闻一多作为“文学史家”、“文化史家”的意识，虽然他没有专门的史学研究论著，但实际上所有的研究都贯穿着历史意识，都涉及到中国传统“史学”，不仅是正统史学，而且如唐文化研究中多涉猎到民间笔记和野史。 第三，闻一多的学术世界，每一种研究对象实际上都联系着具体对象的学术研究史。就闻一多最主要的研究对象而言，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一是开创性的新领域的研究，如神话研究、《全唐诗》研究。作为中国神话学的开创者之一，在如《伏羲考》、《神仙考》等神话学论著中，更多的是从古籍文献中证成中国上古神话体系，可资借鉴的古代学术史上神话研究的成果不是很多，因为中国神话学作为独立学科主要从20世纪以后才开始。据神话学界考证，世界上第一部研究中国神话的专著是俄国圣彼得堡大学C·M·格奥尔吉耶夫斯基的《中国人的神话观与神话》（1892年圣彼得堡版），书中最早提出了“中国神话”的概念。第一篇神话学研究论文是1903年蒋观云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的《神话历史养成之人物》，此后，现代学人开始引进西方神话学理论，发掘和整理中国神话资料，20年代沈雁冰出版《中国神话研究ABC》，奠定了中国神话学的理论基础发展并成为独立学科。① 随着一批学者对中国神话的史料发掘，闻一多在40年代初期的《伏羲考》是中国神话学的煌煌大著。当然，闻一多的神话学研究既充分利用了中国古代典籍资料和考古发掘的文物资料，又吸收了现代中国神话学界的研究成果，在神话学的新学术领域里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如果说闻一多的神话研究尚为现代神话学“合唱”中的一种音调，那么《全唐诗》的研究则无疑是现代学术史上的初始音和最高音，其开创性的作用更显而易见。二是在传统研究领域如《诗经》、《楚辞》、《庄子》、《周易》、唐诗研究以及文字学研究，其研究历程源远流长，研究成果浩如烟海，那么，闻一多进入这些领域的研究，就必然涉及各自的研究史。即使文本文字的校勘，也须了解和对照历代的文本版本；即使一字一词之注疏，也要了然历代注疏的成果。这样，闻一多事实上在具体研究过程中同时进入了中国《诗经》研究史，进入了中国《楚辞》研究史，进入了中国《庄子》研究史，进入了中国《周易》研究史，进入了中国唐诗研究史，进入了小学、甲骨学和金石学研究史。我们进入闻一多的每一種专门学术领域，也随之进入了各自的学术研究史。如闻一多对《楚辞》的文字校勘，在《楚辞校补》中，据闻一多所作“凡例”说明，引用古今诸家旧校材料者，有王逸《楚辞章句》、洪兴祖《楚辞辑校》、刘师培《楚辞考异》、许维遹《楚辞考异补》、刘永济《楚辞通笺》，采用古今诸家成说之涉及校正文字者，从古代洪兴祖、朱熹到现代游国恩、陆侃如、郭沫若等28家，基本囊括了古今《楚辞》研究的主要学者，而校引版本的书目涉及古代典籍65种。这样，我们不仅可以看见闻一多自己的研究成果，而且通过闻一多看见了《楚辞》学术史的演变。任何学术研究，不单纯在于表达研究者的学术观点，尤其要容纳进学术史成果，这样才是真正的学术研究，也才有相对深厚的学术含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