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博:我在六年以前就读过他的书。当时一个留学生寄给我,三部曲的第一本。 刘笑敢:第一本是关于孟子的,第二本关于朱熹的,很快就要出来,正在写。第三本书他就要作为现代哲学家,用中国哲学来讨论现代的哲学问题。第三本就要讲哲学问题了。讲孟子和朱熹的思想和理论,他用thought(思想),不用英文philos-ophy。在介绍中国哲学系的时候,他讲的是“中国思想的哲学研究”。他这么讲时,脑子里是非常清楚的。这就回避了中国有没有哲学,儒释道算不算哲学的问题。我觉得他是很聪明的。当然,他并不是所有文章都不涉及西方哲学的问题和术语,但是他非常自觉,用什么,如何用,他非常自觉,非常讲究。他的例子说明不用西方哲学的术语来研究中国哲学不一定就是低水平的。他的书是斯坦佛大学和剑桥大学出版的,能说水平低吗?不用西方哲学术语,也可能有很高水平的成就。当然,低水平的东西也一定有。但是,这说明不能将用不用西方哲学术语当作判断学术水平的标准。 总之,古今问题和中西问题难以分开。现代人讲孟子的思想,是不是可以不用现代或者西方的概念,我觉得在潜意识上是不可能的,英语就是现代语言。汉语也是现代的汉语,我在北大教书的时候,我讲老子的道是什么,很难讲。有个学生就问我,他们能不能不用现代汉语或者西方的哲学术语来讲道是什么?我说理论是上可以,实际上不可行。实际上你没有办法,道是什么,你不用现代汉语,或者不用现代哲学术语,是讲不出来的。你只能说道就是道,你什么都不能讲。我现在用总根源、总根据的讲法,我就回避了现成的西方哲学概念,有人接受,有人也不一定接受。但是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一百多年过来了,我们不应该继续讨论应该不应该用西方哲学概念研究中国,或者应该不应该学习西方文化。这个问题早应该过去了。现在的问题是,学什么,怎么学?有什么困难,可以达到什么效果?如何达到最好的效果。现在应该进入这个深入的层次来讨论这个问题。 陈鼓应:中西哲学差异性的问题,的确很值得我们讨论。我回台湾十年了。我在那个学校每年也要发表论文。一篇论文下来,得一百多个注。只有这样才算有根有据。按照这个标准,像过去很多大学者,恐怕他们的文章、书都出不了,都不合格。这是西方的标准。一个是知识产权,再一个你要严谨,有根据。 主持人:中国人做学问呢? 刘笑敢:没有这么严格,中国古人引述是凭记忆的。 陈鼓应:我当年上大学,四年的时间都是以西方哲学为主,知识论、形而上学、伦理学,等等。你哪怕研究中国的哲学,也还是要学这些。读了四年西方哲学以后,我感觉到那些哲学跟我的生命不发生任何的关联。只是透过翻译了解他们是什么,只是一个对象。是主体跟客体之间的交流,本来可以变成主体跟主体的交流,但是到最后,他是他,我是我。没有主体化。虽然我很欣赏西方抽象概念的思考,理论体系的严密,和逻辑思维的清晰。但是当我进入西方庞大的抽象性理论系统里,我发觉失去自我的主体性。从我大学接受西方哲学教育开始,就产生了两个很深刻的印象:第一,西方哲学体系的建构,其理论预设最后总要抬出上帝。第二,在西方哲学缺乏人文思想的学术空气中,总觉得生命找不到立足点,也无从建立个我的主体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