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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鼓励文人关心国是 相对宽松的文化政策是宋代文化发达的又一重要原因。宋太祖夺得天下后不久，建隆三年就立下戒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除南宋初年的陈东、欧阳澈因上书被杀外，宋代诸帝基本上是遵守了这一遗训的。宋王朝十分重视广开言路，鼓励士人关心国是，批评时政，提出改革建议。唐宋都以诗赋考试进士，但唐代科举考试重诗，宋则重赋。姚勉的《词赋义约序》极论赋在宋代科举考试中的地位：“国初殿廷惟用赋取状元，有至宰相者。”而赋乃“规谏之文”，古赋多曲终奏雅，赋的主要内容为铺陈排比，仅结尾点明规谏之意。但宋赋多以赋的形式议政，仅从题目就不难看出是议政议军之作，如田锡的《开封府试人文化成天下赋》、《南省试圣人并用三代礼乐赋》、《御试不阵而成功赋》之类。宋代还有非常设的制科考试，应此选者，一要缴进论、进策共五十篇，二要试六论，三要对御试策。进论和试论多借古讽今的经论、史论、政论；进策，特别是御试制科策更以议论时政为主要内容。苏轼的《御试制科策》是“直言当世之故，无所委曲”。苏辙的《御试制科策》比苏轼更激列、尖锐，矛头直接对准年老的仁宗。他指责仁宗怠于政事，有“忧惧之言”，“未有忧惧之诚”，“无事则不忧，有事则大惧”；指责仁宗沉溺声色之乐；“陛下自近岁以来，宫中贵姬至以千数，歌舞饮酒，欢乐失节，坐朝不闻咨谟，便殿无所顾问。”策入，在朝廷引起轩然大波，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有人反对录取苏辙。仁宗不愧为仁厚之君，他说：“吾以直言求士，士以直言告我，今而黜之，天下其谓我何!”仁宗同时还读到苏轼的《制科策》，高兴地说：“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苏轼《上神宗皇帝书》说：“历观秦、汉以及五代，谏诤而死，盖数百人。而自建隆以来，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 但宋代毕竟是中央集权进一步加强的王朝，文祸之多远远超过唐代。杨亿诸人的《宣曲二十二韵》，讥刺真宗昼幸宫女，引起谗臣告密、真宗下诏，但也仅仅是警告而已，杨亿诸人并未因此而获罪。宋代有三大诗案，即乌台诗案，因苏轼在《湖州谢上表》中发了两句牢骚而起；车盖亭诗案，因为吴处厚曲解诬告蔡确《车盖亭》诗而起；南宋江湖诗案，因陈起所编的《江湖集》而起。这三大诗案基本上都是党争的产物，以个人恩怨为诱因，而成为政治斗争中打击异己的工具，但也只是贬谪而已，并没有杀过一个人。 五、重视学习邻国文化 宋王朝不仅注意承传传统文化，也很重视学习邻国文化。宋代的民族矛盾一直很尖锐。为了防止泄漏国家机密，不仅对少数民族政权的文化交流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而且对同中国少数民族政权关系密切的邻国也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但是，即使如此，宋代的对外文化交流仍有很大发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