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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实斋《文史通义》开卷就是“六经皆史也”，后人认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是，汪先生的长文“章实斋六经皆史说再议”却论证章的观点并非“创辟”，而且，他在乾嘉时代遭冷遇到现代声名大噪，“所谓章氏的六经皆史说具有许多现代含义，大都是现代人的诠释”。汪先生以详实的材料论证章的思想、观点并未达到近世所称赞的“离经叛道”、“惊世骇俗”的程度。“他的‘惊世’之处，不过是视儒家尊为经典的六经，为先王之政典，而非儒门一家之道，孔子只是转述周公已备的大道而已。但是不论孔子之道，还是周公之道，在实斋心目中依旧是具有永恒价值之道。” 但启发汪写此长文的，则是钱锺书在抗战时期所写的《谈艺录》。钱“例举众说，证明《文史通义》六经皆史之说，无论字面或内涵，前人已先言之”，对后世所推崇的章氏史学颇有怀疑。而且，钱还进一步认为“六经皆史”只是强调经原是政典，并无反对“经”之意义。在钱著提点下，汪氏才于此用力甚勤。如果不是对钱锺书深有研究，汪氏可能不会注意、重视、信赖、理解他对章实斋学问的评骘。 长文“钱锺书论史学之体用”显示了他对钱氏学问、思想的深度研究、理解。此文只是他计划撰写的有关钱锺书史学思想的五篇论文之一，其余四篇为：“史释之循环”、“文史之分合”、“史蕴诗心说”、“六经皆史说”。他写此“五论”的目的，是想告诉人们钱先生自应入文学家之列，但实为“横跨中西文化之文史折通人，其学也绝不限于文学一域，值得广大的文史哲学者，尤其是耕耘一方、专治一端的史学工作者，借照邻壁之光”。虽然现在仅此“一论”，但其目的却已达到。 可能是对钱牧斋的研究使他的陈寅恪的理解更加深刻，但也可能是对陈寅恪的研究使他的钱牧斋理解更加深刻；可能是对章实斋的研究使他对钱锺书的理解更加深刻，但也可能是对钱锺书的研究使他对章实斋的理解更加深刻。不论哪种可能，只有“通古今”才能使人的研究更加深入、认识更加深刻。 雷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