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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80年代的“文化热”问题，汤一介曾在《“文化热”与“国学热”》中作了较详细的讨论。他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西方中心论’的消退，整个世界文化呈现”“文化多元化的发展趋势，这当然是有益于文化的健康发展，但孤立地、盲目地提倡‘同学’，很可能使中国文化再次游离于世界文化发展的潮流之外。当然我们要考虑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特点，可是这种考虑必须以世界文化发展的趋势为参照系才有意义。如果不这样，我们又会再次自己封闭自己，重新滑入狭隘民族主义和国粹主义的陷坑。” “国学”这个概念现在被人使用得非常多，一般的理解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它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最重要的就是儒、佛、道。在我国历史上儒、道、释三家并称，尽管道与释都曾经在某些历史阶段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但只有儒家思想文化才堪称是中华文化的真正核心与主体。 儒家积极人世的实践精神，和它的深厚的历史感与道德感，使得历代执政者无不重视儒家的政治文化功能，儒家的价值观也逐渐成为中国人价值观的主体。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儒家崇德贵民的政治文化、孝悌和亲的伦理文化、文质彬彬的礼乐文化、远神近人的人本取向，渗透到中国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儒家哲学强调阴阳互补、和谐与永久变易以及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成为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基础。 “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有什么样的作用，它的价值和意义在哪儿？这是我们现在所关注的问题。我们要重建道德和价值观念，要从传统文化中去汲取营养，不能抛弃自己的传统。重新引进另外一个民族和国家的价值观念，那是没有根的。我们当然要吸收其它的优秀文化，你民族的根扎得越深，你的吸收能力就越强。” “但国学大师的境遇在我们的文化历史中一直是微妙的。”汤一介曾说。 “在过去的30多年里，经营‘国学’的大师也没发挥多大的作用，他们受到过各种限制，总是处于被批判的处境之中。学养深厚的老一代国学大师原本就没有几个，他们已经是国宝，但他们一个个先后离开我们，梁漱瞑、熊十力、冯友兰、陈寅恪都先后离开我们，现在张岱年先生也离开了。我想他们的离世还不仅仅是个人的问题，如果没有后续者，会造成中国文化思想的严重断层。 “‘国学大师’对于一个同家的意义在于他们清醒地看到文明冲突之下传统文化的处境和命运，他们努力重建道德的价值体系，虽然他们的声音经常会被忽视。我们身处一个大的社会转型时代，有些问题会被突出出来，有些问题则会被忽视、被边缘化。什么问题会被突出？就是在100多年来我们受欺凌受压迫的历史和命运，是一个贫穷落后的现实，长期以来我们把重要的精力都投注到解决生存的问题，深层的文化问题就成为次要的问题，被忽略的问题。知识分子不甘于所关注的问题被边缘化，他们希望能让更多的人了解文化的命运，希望更多的人能听到他们的声音。” 汤一介把2l世纪初叶的中国看作是文艺复兴的前夜。 2009年，在纪念孔子诞辰256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汤一介发言再谈“儒学的复兴”话题，他提到“儒学的复兴和中华民族的复兴是分不开的，这是由历史原因形成的。”他提到人类社会正处在一个大变动的时代，世界各地的思想界出现了对“新轴心时代”的呼唤，“雅斯贝尔斯为什么特别提到中国、印度和西方对轴心期的回忆，或日‘复兴’的问题？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文化又有一次‘复兴’的机会？我认为，答案应是肯定的。我们可以看到，当前，国学热的兴起，可以说预示着，我们正在从传统中找寻精神力量，以便创造新的中华文化。”他认为中国、印度、欧洲（欧盟）的“复兴”很可能预示着“新轴心时代”的到来。“在21世纪文化多元并存的情况下，我们必须给中华文化一个恰当的定位。” 思考中国哲学 1983年，汤一介赴美到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接触到了杜维明、刘述先、成中英等海外学者。“我看了他们的科研材料，总觉得他们用西方的套子来讲中国哲学，从那时开始，我就思索着能否走另外的路子，来考虑中国哲学。” 就在那一年，第17届世界哲学大会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办，会上特设了中国哲学的圆桌会议专场。汤一介以《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可能性》为题作讲演。他认为：真、善、美是人类永恒的追求，儒家的这几个中心理念都没有失去现代意义，而且还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他的发言论据清晰、扣人心弦，把充满思辨气氛的大会推向高潮。 商业浪潮滚滚袭来，世界开始变成“扁平”。1993年，美国学者亨廷顿发表“文明冲突论”，汤一介立即对此予以批评和回应。早已习惯“用自己的脑子来思考问题”的汤一介，用“和而不同”的思想来批判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他指出：巾国讲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不同的文化可以不同，但可以和谐相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