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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平等、科学的新精神传播 《大纲》出版于1919年，正是新文化运动的高潮时期，处处体现出作者的时代精神。传统治学，把古人的原文为主，自己的观点小字附注，体现尊古崇古之风气。胡适将自己话作为正文，古人的话小字附注，表新出五四时代的独立精神。蔡元培评价这本书的另一个长处便是“平等的眼光”，古代评判哲学，不是是墨非儒，就是是儒非墨，自汉以后，儒家一家独大，排斥诸子。胡适尽管对孔孟之道不认同，但书中也能还其一个本来面目，各家学说等而视之。 除此之外，胡适还大力推崇科学，反对迷信、鬼神。在《大纲》中，他说儒家虽不相信鬼神，却如此的重视祭祀和葬礼，情愿造出鬼神来崇拜。尽管他在书中并没有进行强烈的褒贬，但我们可以感觉到对迷信思想的批驳；在后面又用生物进化论来解庄子的学说，也可以看出他对科学的偏好。 （四）梁启超对《大纲》的批评与争论 《大纲》出版后，一时好评如潮。但也有学者提出了不一样的声音。我们这里主要介绍梁启超的观点。首先，梁启超对于该书进行了积极评价，但充其量只能说是一种演讲时的恭维，紧接着他就从几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异议。 首先，梁启超认为胡适把思想的渊源抹杀的太过了，与作者本身所提倡的历史演进的眼光来看各家学说之渊源的观点不相符合。老子孔子的一家之言必定是在受了之前很多哲学的启发和熏陶才发扬光大的，而书中把哲学勃兴的原因归结为长期战争、人民痛苦的观点，只拿一部孔老之前两三百年的《诗经》来讲中国哲学的背景，太过牵强。他批评胡适“疑古太过”，凡是所怀疑的书都不引，这种过犹不及的方法不可取。 其次，梁启超针对其中的特定几章观点进行了辩驳。他说：“这部书讲墨子、荀子最好，讲孔子、庄子最不好。”[3]梁启超认为胡适书中除了知识论，其他方面多是浅薄和谬误。对儒家的学说，胡适了解的太浅薄。例如关于《论语》中的“学”作何解，胡适认为孔子的学便是“读书”，只是文字上传授来的知识。梁启超对此提出尖锐的批评，认为孔子既说“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又说“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因此为便是学，学便是为，是属于实践、经验方面的学问。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胡适的这本书里的确存在一些疏漏之处，尤其是其儒学造诣不深常为他人诟病，梁启超对该书一些具体内容上的批评是有其合理性和建设性的，但梁启超批评这本书避重就轻，针对一些具体的细节展开攻讦，对于这本书的重要价值和革命性的地位避而不谈，是有失公允的。 这两位学者的观点的对立与争论事实上是五四新文化时期新老一代新旧之争的缩影。无论如何，作为现在中国哲学史的开山之作，《大纲》的开创性是无法否定的。 三、重读《大纲》对当下之意义 此书出版将近百年，书中的某些观点和思想，仍然能用来对当下社会和人生态度进行审视。 首先，他讲中国哲学，对存疑的材料疑而不用，严于考证，体现了做学问的严谨、审慎、科学的态度，是学术界应当尊重和学习的。 其次，胡适在书最后讲到古代哲学中绝的原因时提出四点，这里就取三点为例。第一，以庄子为代表的名学讲求出世，认为万物无时不变，寻求真理和知识是十分无用愚蠢的行为，这对于哲学、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极端的消极影响。个人、社会的发展都需要积极的参与的态度，消极避世，不应是人生的追求。现代社会也是一样。第二，狭义的功用主义。墨子、荀子的应用主义提出处于各国需要富国强兵的时代，到后来发展成为了狭义的功用主义，不能立刻见效的学说一概销毁。胡适说，这种短见的功用主义乃是科学和哲学思想发达的最大阻力。虽然他也重“效用”，但绝不是如此唯功用的狭隘。这种风气在当下社会也有所体现，当今社会有一种浮躁的功利主义，还有人提出“读书无用论”，令人唏嘘不已。第三，专制的一尊主义。自汉以后，儒学一家独大，古代哲学自此式微。因此学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是科学、哲学发展的必要条件。我们不能一味追随主流文化，盲目从众，推崇一家之言，这样才有助于现在学术的良好发展。作者：顾思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