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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旧哲学的形而上学本性及其困境 采用特定方式对世界进行解释，以达到对现存现实的理解，作为旧哲学固有的基本性质，贯穿其全部发展历程。马克思之前两千多年的西方哲学发展，本质上可谓一部“解释世界”的历史。在这个进程中，西方哲学立足于特定的理论建制，对世界及其客观运行作出种种形而上学映射，最终将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湮没在了抽象的逻辑演绎之中。 形而上学的哲学观使得哲学家们普遍深陷于抽象的思想境域，封闭了由理论通往现实的道路。世俗世界是变动不居的感性世界，虽则实存但却不真；超感的理念世界不仅是感性世界的本原，而且是唯一本真的存在领域。柏拉图这一设定不仅是他理念论的支撑，更是整个西方哲学的基本哲学观主导。“纵观整个哲学史，柏拉图的思想以有所变化的形态始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形而上学就是柏拉图主义。”[1]（P70）普遍地立足于柏拉图设定的感性与超感性的二分这个前提，西方哲学不可避免地沉浸在一个超感的“形而上世界”之中，“自柏拉图以来，……这一超感性领域就被当作真实的和真正现实的世界了。与之相区别，感性世界只不过是尘世的、易变的、因而是完全表面的、非现实的世界”[2]（P770-771）。如此一来，哲学家们就将某一观念范畴设定为本体，纷纷陷入到了此岸与彼岸、哲学与世界分离的幻象之中。近代“认识论转向”特定程度上消解了这一分离，但仍然难以摆脱身心二元论的困局；德国古典哲学致力于进一步挖掘主体能动性以弥合哲学与现实的分裂，然而，从康德到黑格尔，哲学家们的根本要务却是如何将现实世界建构成为一个颠倒的理性王国。究其实质，这是将客观世界消解在了主体矛盾着的思维运动及其关系架构之中。全部旧哲学因此就封闭了通往现实的可能性，无法由抽象的理论王国走向活生生的社会现实。 唯心主义历史观导致哲学家们不能揭示社会发展的真实逻辑，无法为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提供真理指引。停留于对世界进行纯粹解释的哲学观，必然进一步导致对历史的形而上学构造。对于幽闭于纯粹观念领域的唯心主义者们来说，存在于他们头脑中的那个理论王国，不仅是被绝对化了的现存现实，而且还是被唯心主义化了的人类历史。他们既然在思维过程中将观念绝对化为本体，就不可避免地将现实世界虚构为这些观念本体演绎的结果；如此构造出来的一个决然独立于现实世界之外的纯粹的思想领域，就成为哲学家们进行更加玄虚的思维活动亦即对历史进行先验构造的“上帝应许之地”——世俗的历史因此被替换为神圣的绝对观念自我演绎的纯粹思想史。而历史的真实内容即现实人们的物质生产生活实践，却被当作可有可无的“与历史过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这直接导致了哲学家们陷入到了脱离实际的唯心史观迷误，“现实的生活生产被看成是某种非历史的东西，而历史的东西则被看成是某种脱离日常生活的东西，某种处于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3]（P545）。人类社会的本质是什么，推动各个时代更迭交替的动力和机制又是什么，成了长期困扰人们的“谜”。于是，他们就既不能解释物质生产生活的发展史，更无法自觉地对现实世界进行革命性的实践变革。全部旧哲学因此本质上都成了脱离社会历史发展的抽象理论体系，窒息了自身关注现实改变现实的历史维度。 最后，割裂应有与现有的抽象价值观使得哲学家们无法协调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不同程度地倒向对现存现实的辩护。旧哲学一度以时代的批判者自居，力图在思想中把握住整个时代。然而，囿闭于自身形而上学建制，旧哲学纯然地乃是为了获得现存现实的先验解释。不仅如此，它还将破解当下现实问题和时代矛盾仅仅诉诸于纯粹理性批判。作为古典哲学乃至于全部旧哲学的完成者，黑格尔坚持从思维与存在的思辨同一出发，将理性与现实的和解作为哲学的目的。“哲学的任务在于理解存在的东西，因为存在的东西就是理性。”[4]（P12-13）他对现实和现存做了明确区分，并极其合理地将现实性界定为事物在运动过程中固有的必然性。但由于黑格尔的存在论颠倒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他就不可避免地陷入到了为现存现实进行思辨辩护的唯心主义幻想之中。其突出的表现是，黑格尔原则性地无视眼前普鲁士帝国的腐朽不堪，不但认为“绝对精神”将最终实现于“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向他的臣民再三许诺而又不予兑现的那种等级君主制中”，而且“还用思辨的方法向我们论证了贵族的必要性”[5]（P271）。如此一来，黑格尔哲学也就褪去了一贯玄奥的思辨光环，客观上竟然成了为当时普鲁士当局辩护的官方哲学。青年黑格尔派力图通过纯粹的甚至激进的宗教批判去反对普鲁士当局。然而，由于它先行禁锢于黑格尔思想世界，因此就注定了这套纯粹理论批判至多只是隐晦表达了上升中的德国资产阶级的“微弱呼声”。不可否认，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一度也是有着强烈的现实指向的。基于唯物主义的“主宾颠倒”原则，费尔巴哈对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乃至于全部旧哲学进行了颠覆性的改造，他甚至深刻地提出了哲学应从思辨的天国下降到人类贫困的深渊的合理要求。然而，一旦面对不合理的社会现实，一旦面对“大批患瘰疬病的、积劳成疾的和患肺痨的穷苦人而不是健康人的时候”，为了获得关于这一不合理的现存现实的存在论解释，费尔巴哈便不得不诉诸“最高的直观”和观念上的“类的平等化”[3]（P530），以便确保人本学唯物主义先行赋予感性世界的前定和谐。不管他多么不情愿，费尔巴哈毋宁是近乎无意识地将“感性”纯化成了为现存现实客观辩护的形而上学纲领。为什么一贯有着强烈的批判指向、甚至一度以“批判的批判”自居的这些旧的哲学体系竟纷纷走到了自己的对立面，甚至近乎吊诡地沦为“辩护学”呢？归根结底而言，乃是由于全部旧哲学囿于自身形而上学建制先行封闭了通往现实的可能性，因而就无法找到由形而上学的抽象王国通向活生生的现实世界的道路。耽搁于此，不仅“对哲学家们说来，从思想世界降到现实世界是最困难的任务之一”[6]（P525），哲学由此就窒息了自身的历史维度和关注现实改变现实的品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