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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过于强化经学的致用功能，具有以学术比附道德教化的倾向 俞樾不仅对传统道德持保守立场，还特别重视道德实践。他一生以“卫道”自任，俨然传统道德的守护神，维护、表彰和阐扬传统道德，似乎已溶进他的生命之中。早在河南学政任上，俞樾就特别重视人伦教化，曾上疏奏请以公孙侨从祀文庙，以圣兄孟皮配享崇圣祠。罢官以后，他仍以人伦风化为己任，自言不敢“默然而息”[2] (卷四，p. 1)，于“名教乐地”“未肯多让”[11] (卷五，p. 8)。他的杂文集收录约750余篇杂文，其中关系妇女的有130余篇(含夫妇合传)，都突出歌颂“妇德”这一主题，其他杂文也以表彰忠节、孝行、义行为主，即使普通的人物碑铭亦多突出碑主德行。在他的诗集中，表彰忠孝节烈的内容也不少。他的笔记小说则几乎完全以“劝善”为主题，“刲股疗亲”、“以身殉夫”等愚昧行为都被作为正面典型大力表彰。他主持修撰的地方志，同样是这方面的内容连篇累牍。因此，当时人们对俞樾便有善于“写德”的评价。 俞樾强烈的“卫道”精神直接影响到他对经典的校勘、训释以及学术取向。他在校释群经时，一旦涉及道德教化，便会陷于先入为主和主观武断。下面略举数例，以见一斑： 《论语》云：“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俞樾训释曰：“季氏聚敛，乃民聚而非财聚。盖冉子为季氏宰，必为之容民蓄众，使季氏私邑民人亲附，日益富庶。”[12] (卷三十一，p. 1) 《论语》云：“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俞樾在训释中强调，子贡并非不受教命，只是“不受命于官，而自以其财市贱鬻贵，逐什一之利”。[12] (卷三十一，p. 1) 《论语》云：“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俞樾训诂该句时指出，两“不”皆语气词，“分”为“粪”之误，因谓“不勤，勤也；不分，粪也”。他认为此乃丈人自言：“惟四体勤，五谷粪而已，焉知尔所谓夫子！”并非以此责子路。[12] (卷三十一，pp. 7～8) 《尚书·泰誓》云：“时哉弗可失。”俞樾认为：“武王为天下除暴乱，非争天下也。”因谓武王不可能有如此不仁之言。他断言：“《泰誓》之伪，即此可见，若徒推求於字句之间，抑末矣！”[2] (卷二，p. 8) 以上训诂虽异于前人之说，却并没有多少确凿的证据，多为推论之言。揆其意，盖以为前人笺注有损圣人及门徒作为道德典型的形象，故出此言。俞樾之经说，诸如此类者尚有不少。 不仅如此，俞樾品评历史人物亦往往从道德教化出发，常以因果报应为说。例如他论晋文公：“有阴谋者，必有阴祸”；晋祚之所以不永，实乃晋文公“谲而不正”之报[2] (卷一，p. 2)。他论马援亦与此相仿。为了宣扬因果报应，俞樾颇佑《左传》以成败论人。他说：“孔子作《春秋》，微其文，约其词，於当时诸侯大夫之罪，未尝斥言之也。夫使当时诸侯大夫之罪而皆著於后世，则人将以天道为疑，天道不信於天下，而天下乱从此起矣！”因此，他认为《左传》以成败论人，于齐之陈氏，晋之韩赵魏，以及陈、蔡、江、黄诸国，皆著其所以兴之之理，使善有所慕，恶有所惧，是“深得圣人之意”。他还强调：“左氏不以成败论人而务得其实，则可免后世之讥，然其为天下祸且愈以烈。”[2] (卷二，p. 5)由此不难看出，俞樾本人未必真的相信因果报应，他之所以强调因果报应，主要是为了道德教化的需要。 俞樾对东汉王充所作的《论衡》的态度，进一步表现出他的这种倾向。他自言：“汉人之书……独不喜读王充之《论衡》，以为有大谬於圣人者。”其所以然者，缘于王充不信因果报应之说，认为世人受福佑并非行善所致，“实则遭遇使然耳”[11] (卷五，p. 8)。但是就在同一杂文集中，俞樾又有《沈懋卿事释疑》一文，文中引王充“遭际有命”之说释沈氏虽称善士而不得善终之由，以“性善命凶为沈君定论”[11] (卷四，p. 8)。俞樾之“实事求是”精神，于此完全被“致用”的需要所代替。以此观之，俞樾释经，凡关乎风俗道德，总以“教化”为首要考虑，即便其说有些根据，主观动机亦非纯以学术为目的。 俞樾既以“卫道”自任，其治学宗旨自然服从于道德教化的需要。但是在19世纪80年代以前，他还能够重视发挥传统儒学中的变革内涵，提倡荀子的“法后王”思想。以后随着洋务运动深化，西学对传统的伦理道德及生活方式的冲击渐渐显现。在这种情况下，他开始更多地强调自己为孟子之徒，要求“法先王”、“守先王之意”，并以“守先待后”为己任。1881年，他作《三大忧论》和《自强论》，前者强调传统文化、传统道德乃至整个民族面临的危机，后者则高扬孟子“返本”之说。俞樾一向不过问现实政治，这两篇仅有的政论文章绝非随意而作，在很大程度上，它们标志着俞樾治学宗旨的转变，而这种转变正是出于道德教化的急迫需要。尽管如此，直至“戊戌变法”以前，由于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的危机尚非十分尖锐，俞樾对“荀子之徒”的变革主张还能努力去适应。 但是从“戊戌变法”开始，俞樾再也无法适应时代的变化。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的危机以及清王朝行将崩溃的命运使他惶恐焦灼，他不仅将“忧时之泪”在许、郑先师前洒了又洒，而且一再发出“久居人世待何如”[13] (卷十六，p. 1)的哀叹。1900年他作“祈死”诗，又为“八十自悼文”，其内心之绝望可以想见。然而，就在俞樾惶恐绝望之际，其弟子章太炎顺应时代潮流，毅然走上了革命道路。俞樾对此极为愤怒，斥其为不忠不孝，并发表“破门声明”，将章太炎革出师门。章太炎毫不妥协，于1901年写作《谢本师》一文，表示与乃师决裂。从此两人分道扬镳。这也是俞樾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从俞樾对传统道德执着、虔诚的态度来看，他将章太炎革出师门是严肃认真的，并不是为了掩人耳目、做做姿态而已[6] (p. 72)。然而就章太炎而言，他仅仅是在政治上与乃师决裂，并不是从此不承认这位朝夕与共达8年之久的“先生”。1907年俞樾去世后，章太炎作《俞先生传》，高度评价俞樾的学术成就，其心中仍以俞樾为师，于此可知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