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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刘先生《关于倡导国学几个问题的质疑》说,国学、儒学“是上个历史时期的东西。从中国现代化进程看,其中固然有可取的养分,但从体系看,更多是阻力”,“我对国学、儒学能加入现代化行列基本上持怀疑态度。我不否认其中有精华,但从体系说与现代意识是两回事,而且有历史阶段的差别”。张分田先生的《“民贵君轻”是帝制的统治思想——从当下的“国学观”之争谈起》(以下简称张文)则说,“中国古代的和谐论有其特定的思维逻辑与历史内容,许多成分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世界上所有民族的文化都重视和谐,这并不是中华文化所独有的。诸如‘仁义’、‘礼仪之邦’之类亦可类推”。 我相信,这样的观点是作者本着于文中一再强调的“求实精神”,对中国古代文化与历史进行认真思考才得到的;但同时我也不得不说,这样的观点很成问题,经不起推敲。也就是说,所谓“求实”的精神并未超出主观想象而达至客观真实之境。 请问:第一,属于“上个历史时期的东西”就没有现代价值吗?既然没有现代价值,那又如何能构成现代化的“阻力”呢?须知反面的“阻力”与正面的“推力”一样,也是其现代价值的体现啊!第二,能因为“历史的东西”与“现代意识”属于不同历史阶段、不同思想体系就可以否定其现代价值、排斥其“加入现代化行列”吗?您的历史与现代的界限怎样划分?是30年、300年还是3000年?如果以时间划分,那么按照您的逻辑,所有历史的东西都没有现代价值了;如果以体系划分,那么何止是儒学、国学,即便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卢梭人民主权论、洛克自由主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等等,都属于上个时期的、不同体系的思想,难道也都没有现代价值吗?第三,所谓“和谐”、“仁义”、“礼仪”这些价值观念到底只是中国古人特有的“思维逻辑与历史内容”还是“世界上所有民族的文化都重视”的东西?能够用“各民族都重视”的共性来否定中华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所“特别重视”的核心价值观念吗?既然您说是大家都有的,那又怎么会“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呢? 这种混乱与矛盾,反映了对历史的误读。其所误者,就在于“部分肯定,全盘否定”、借共性否定个性,将中国历史上的儒家与法家、民本与君主、人文精神与专制主义、道德理想与现实矛盾、民主精华与封建糟粕等等统统捆绑在一起加以批判,将“脏水与孩子”一起倒掉。这实质上是一种全盘反传统的民族虚无主义历史观。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化热中,一些反儒家的学者就将儒学定位为“伦理本位主义”的“文化价值系统”加以批判,说“儒家传统不适应现代化,指的就是儒家伦理本位主义的价值系统是与现代化逆向的精神力量,不是指这个观念那个观念”。这些人只看到董仲舒以后的儒家的阳尊阴卑纲常伦理,而没有看到儒学的根本精神是“以人为本,以德为体”的道德人文精神,没有看到传统儒学的核心价值观是以仁道为根本,以义、礼、知、信、和、敬为价值系统的人文主义哲学。人类数千年的文明史已经证明,尽管人类各种哲学、宗教在追求真善美这样的最高层次上是共通的,但以“原罪”为基因的基督教文化与以“原善”为基因的儒家文化,在论述“仁义”、“和谐”、“礼仪”这些道德伦理观念时是大相径庭的,比如说儒家主张“孝悌为仁之本”,要敬祖、祭祖,基督教文化会同样“重视”吗? 再从现代化的实践层面看,儒家文化的价值系统是否“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呢?非也。且不说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的台湾、香港等传统儒家文化圈的人民在现代化进程中没有抛弃或排斥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价值系统,即便是社会主义的中国也同样在现代化进程中在继承发扬儒家的核心价值观。例如,现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倡“实事求是”路线与“以德治国”的方针,提出建立“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的目标,这些概念不正是来自中国传统文化吗?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不正是“仁义礼智信”的现代扩充版吗?其“服务人民”者,仁也;“崇尚科学”者,智也;“热爱祖国、团结互助”者,义也;“诚实守信”者,信也;“遵纪守法”者,礼也。其“辛勤劳动、艰苦奋斗”者,则是中华传统美德之“君子自强不息”的传承发扬。这正是儒学具有现代价值的生动证明。刘、张二先生的“怀疑”论与“格格不入”论可以已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