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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综上所述，现代新儒家与“整理国故运动”虽然同样都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研究对象，但二者的研究目的与方法均截然异趣，由此导致了双方的研究结论尤其是对传统儒学的评价大不相同，其中不仅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而且还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正是缘于此，现代新儒家对“整理国故运动”加以了严厉的抨击。 今天看来，由于缺乏批判的锋芒，更难脱恋古的情结，现代新儒家的局限是十分明显的。而“整理国故运动”则继承了新文化运动的理性批判精神，号召以“评判的态度”去“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这无疑极大促进了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不过，由于在研究方法上过分注重考据，“整理国故运动”实际上只是以史料考订与整理为主，基本属于微观史学的范畴，从而欠缺在宏观上整体驾驭的能力，更无法进行高层次的历史哲学思辨，这就很难达到它所谓“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目的。冯友兰在评论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时就曾指出：“他的书既有汉学的长处，又有汉学的短处。长处是，对于文字的考证、训诂比较详细；短处是，对于文字所表示的义理的了解、体会比较肤浅。……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对于资料的真伪，文字的考证，占了很大的篇幅，而对于哲学家们的哲学思想则讲得不够透，不够细”[34](P212)。由此看来，现代新儒家对“整理国故运动”的批评和对“宋学”的提倡，则恰恰起到了某种补弊纠偏的作用，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作者：卢 毅 [ 参 考 文 献 ] [1]郑伯奇.国民文学论（下）[J].《创造周报》第35号，1924-1-6. [2]唐德刚.胡适口述自传[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3]毛子水.国故和科学的精神[J].《新潮》，1919（1：5）. [4]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5]胡适.胡适文存三集[M].合肥：黄山书社，1996. [6]耿云志、欧阳哲生.胡适书信集（中）[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7]郭齐勇.熊十力学术文化随笔[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 [8]马镜泉.马一浮学术文化随笔[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 [9]黄克剑等.唐君毅集[M].群言出版社，1993. [10]王岳川.牟宗三学术文化随笔[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 [11]蔡仁厚.新儒家的精神方向[M].台北：学生书局，1982. [12]胡适.胡适留学日记（上）[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4. [13]姜义华.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1. [14]罗根泽.古史辨第四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15]牟宗三.五十自述[M].台北：鹅湖出版社，1989. [16]朱乔森.朱自清全集：第4卷[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 [17]胡厚宣.我和甲骨文[J].书品，1997（1）. [18]杜春和等.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下）[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 [19]傅斯年.傅斯年全集：第7册[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 [20]岳玉玺等.傅斯年选集[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 [21]耿云志.胡适研究丛刊：第3辑[C].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 [22]曹伯言.胡适日记全编：第5册[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23]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M].北京：三联书店，1998. [24]辩佛学根本问题——吕澂、熊十力往复函稿[J].中国哲学，1984（11）. [25]黄克剑等.熊十力集[M].北京：群言出版社，1993. [26]钱穆.国史大纲修订本（上）[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27]无锡县政协.钱穆纪念文集[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28]钱穆.新亚学报·发刊词[J].新亚学报，1955（1）. [29]牟宗三.道德的理想主义[M].台北：学生书局，1992. [30]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31]徐复观.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编[M].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85. [32]徐复观.中国思想史论集·我的若干断想[M].台北：学生书局，1983. [33]黄克剑等.牟宗三集[M].北京：群言出版社，1993. [34]冯友兰.三松堂自序[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