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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孟、杨的政治观 孟子的政治（国家）观可概括为“仁以王天下”，而杨朱则为“人人皆国王”。孟子的政治理想就是王天下，不是陶潜式的“桃花源”，也不像老子“老死不相往来”般的封闭、落后、愚昧，更不是很多年后西方人在《利维坦》里描述的那般情景。在孟子的“国家”里，无论是谁，立德为首要，直接点就是立仁德，从这可以看出，孟子是“继往圣之绝学”的绝对拥护者。故孟子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大胆假设，爱民是符合大德要求的。事实上，这个假设既是目的也是手段。从手段一层讲，它有利于限制君权，从目的一层讲，是为了王天下。他相信也希望“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天下人不挟利只怀仁的话，百姓的“小康生活”便无忧了。如此之后，孟子认为“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诚然，他的政治观里还有许多其他的规定（比如应该怎样做一名士）。总之就是“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孔子语）般先进带后进，整个社会温温润润，既有适度的活力，又能一片和气。观其要旨，孟子是为君主立言的。他第一步就要求君主成为模范人物，当然最好是圣人，起码也要是个道德高尚的人，然后才把整个社会凝聚起来，成为王天下的境况。和后世西方的一些政治观比较起来，将更能发现孟子政治观的特点。孟子不会认同霍布斯，霍布斯的《利维坦》是以人人平等为前提的，而且他非常欣赏君主专制（注意，孟子甚至先秦儒家并未言明他们要建立的就是君主专制，而是对君主应当如何做出了规定而已。认为儒家学派主张的是君主专制不过是一种误解）。霍布斯还认为君主一旦选定，他便拥有无限权力，可以任意确定继承人，而公民的权力马上就微乎其微，这和孟子的思想是相背的。孟子更不会附议于马基雅维利的那一套，这个西方人竟然教导君主效法狐狸和狮子，这在孟子看来，注定是恶人恶事。因为狐狸奸诈而力量不足，狮子尚力不尚智，二者互为补充，故《君主论》提出：“世界上有两种斗争方法，一种是运用法律，一种是运用武力。第一种方法是属于人类特有的，而第二种方法则是属于野兽的。但是前者常常有所不足，所以必须诉诸后者”。比较之下，可以清楚知道孟子政治观的实质，就是“仁者无敌”，即德主刑辅，和西方的“功利主义”以及但求目的不顾手段的做法相去甚远。 再说杨朱。杨朱固然有他洒脱的一面，但绝不是政治盲。杨朱的政治观充满了理想的色彩，说它是理想的源于他的非务实性。它和道家的无为而治有相似的地方，但不能完全划等号，老子的著作根本上和《孟子》一书均是为君主立言，代圣人施教化。杨朱不是。杨朱的政治观大体可在《说苑·政理》中得到体现。试看其表述，“杨朱见梁王言：治天下如运诸掌然。……君不见乎羊乎？百羊而羣，使五尺童子荷杖而随之，欲东而东，欲西而西。君且使尧率一羊，舜荷杖而随之，则乱之始也。臣闻之，夫吞舟之鱼，不游渊；鸿鹄高飞，不就污池；何则，其志极远也。黄钟大吕，不可从繁奏之舞；何则，其音疏也。将治大者不治小，成大功者不小苛，此之谓也。”欲东就东，欲西就西，这是何等境界呢？是随心所欲，不为一切束缚，完全凭意志而行。这样的事五尺之童可以为之，然尧率羊，舜荷杖却没有这样的高妙，反而生乱，是尧舜不及童子吗？非也！原因在于尧是尧，舜是舜，同为圣人，但政理不一，前后不一，不必说治天下，仅驱羊一小事便糟糕透顶。杨朱认为执政的标准或途径在于效法吞舟之鱼等。是杨朱蔑视深渊、污池吗？不是。这倒类似于孔子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但不是同一意思。孔子站在等级制度下说话，杨朱并无此意。他更可能表达的是“吞舟之鱼就吞舟，高飞之鸿鹄就只管高飞，黄钟大吕就是区别其他乐律的庄严、美妙的乐调，而不是其它。各行其是，各安本分，各自求善，人人幸福，各人在自己的王国里寻得真谛。把这些一个个的完美有效叠加就是天下的幸福。这又正是杨朱“贵己”思想的复制和无限放大化。同时，杨朱还表明：一个独立的人就是一个完整的个体，不可把一人之头搭在另一人之肩上，因为这样会滋生不和谐因素，造成混乱；放大到整个国度，一套理政制度最讲究的就是它的浑然天成，自始自终是自生的，本生的东西。换言之，排斥一切外在强加的因素，这正是杨朱朴素生命观的延伸和放大。 至此，孟、杨二者政治观差异便十分分明了。两人的分歧在于孟子注重“由上而下”，杨朱注重“由小而大”。前者是纵向的，后者是横向的。既然如此，孟子不会认为杨朱的方案可行，因为即使人的本性是善，也不能缺少后天的教化，若人人为己，那谁来把圣言传扬，天下又何来大善呢？问题再深一层可以看到，孟子认为他是为公，杨朱不过为私，并且打了个洁身处世的美好幌子罢了。杨朱果真只是为私么？就仅仅因为他说了那句让人感觉极端为我的话么？如果理解唯有到此止步的话，那么我也只能认为这只不过是对杨朱的一种误解甚至污蔑。连冯友兰也认为杨朱属于“欲洁其身”的“个人主义者”，属于那些“认为世界败坏、无可救药的失败主义者。”我们其实忽略了杨朱的政治理想，在这一层面上，杨朱的境界绝不比其他先秦的伟大思想家逊色。我们应当明白“为我”不过是手段而已，其最终目标依然是天下大治。 四、孟、杨的自由观。 先秦诸子阐述自由的经典人物莫过于庄周，他的《逍遥游》充分展现了关于自由的人生哲学思想，名垂千古。该文中作者以鲲鹏展翅开篇，继以小雀的讥讽相衬，再推类至动植物、社会人生，提出“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的论点，此亦全文的点睛之笔。然而庄周的这种自由自在必须以“无待”为前提，即不依赖任何事物，“无待”这个关键一旦确定，便内外皆无，终至逍遥。这和神话已经相差无几，无怪乎庄周酷爱寓言这种表达方式。庄子还极力主张忘我、无我、绝圣去智，以臻于化境。能达此境者，古今中外，可谓是少之又少，直如凤毛麟角，本人以为，不过虚幻而已。和庄子同属逍遥一派的恐怕杨朱可居其一。但杨朱的自由和庄周的不是隶属关系，仅仅相似而已。庄子采取的方式为“无待”，杨朱的是“不以物累形”（但从不否认物的自然存在）。“不以物累形”不是指虚无，不是看不到物，而是与物取平等地位，去尽物的负面影响（但未点明如何处置物的有益的一面），以独立的姿态保持人与物的距离。杨朱的自由就这样显露出来，其实还有另一重特点，先看以下载文：“杨朱见逵路而哭之，为其可以南，可以北。”人逢穷途放声大哭是正常的，可杨朱在道路上走，忽遇交叉路口，欲南则南，欲北则北，竟放声痛哭，叫人费解。细细推敲，也不难发现哭的缘由。人越是有选择的自由，就越是难以选择，就越发不自由，就越是难以下手。从杨朱的角度看，已经是为南北所累，究竟从南还是往北呢？一时难以抉择。虽可南可北，但这正好堵住了南北的去路，终于是不能随心所欲。于是笔者斗胆下结论：杨朱的自由不是无边无际的自由，不是因有无穷选择而形成的自由，而是倏忽之间，毫不费劲（不为所累）便能确定方向，意念从内心出发，直逼目的的一种自由。这种自由是直线式的，和前面谈政治观时说的“运诸掌然”是不谋而合的，必须前后一致，不讲求发散性。相比之下，庄子的自由观是非常平面的，他的“小大之辩”就是佐证，十分讲究整体上的浩然态势。 在明了杨朱的自由观后，还得回归本文的宗旨，即孟子和杨朱的分歧。无疑，孟子那里是没有绝对自由的（事实上，杨朱的也不是绝对自由，只有老子的“无待”才能到达绝对的自由）。为什么？因为，孟子遵从的是孔子“克己复礼”的遗训，不过，孟子是有他的自由观的，只是在《孟子》一书中十分隐晦。孟子的自由实际上以“与民同乐”为前提，拙意以为，在孟子的观念里，只要政通人和，几乎所有事情都迎刃而解。何故？“王天下”而已。再者，孟子宣称“吾善养吾浩然之气”，他的自由自在胸中。达此目的，手段在于“执中”，“杨子取为我……子莫执中，执中为近之，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只有一碗水端平，不走极端（不像杨子为己，墨子爱无差等）才能心理平衡，接近正确主张，才能自由自在的实践仁义，与民同乐。在他看来，杨朱贵己，一人自由了，是自私的自由，不足取；墨子爱人，毫无原则，是“无权”，是得不到自由的。只有他，在与天下的百姓同乐以后，才是极大的自由。这一点，孟子是超越其他人的，是极为可贵的。现代社会里的自由与法律理念事实上有孟子思想的影子，一定程度上，孟子的相对自由应加以弘扬。如此看来，孟子对杨朱的自由同样不满。 以上论述，足见杨朱这位曾经“言盈天下”的著名人物，在孟子看来，是为非礼，是为非公，其自由法式亦不足取。孟子斥杨朱，世人历历在目，然史料的残缺，世人将很难明白杨朱何以斥儒家了。本文仅从三个方面讨论了孟子和杨朱的一些分歧，他们之间是否还有更多值得思考的东西呢？智者见智，仁者见仁，有待大家的考究。譬如有人就专门论述过杨朱学说有着丰富的“人权思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