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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范畴间的尖锐对立导致范畴间的初步互相过渡 近代的形而上学哲学家，总是恪守这样一个原则，即：“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除此以外，都是鬼话。”因而他们也总是把范畴解释成一成本变的、僵死的规定。除思维与存在的外在对立之外,“形而上学所陷入的另一种对立，是偶然性和必然性的对立。还有什么能比这两个逻辑范畴更尖锐地相互矛盾呢?”[29]另外，形而上学者认为，自由是人们主观意志的属性，而自然界则由盲目的必然性绝对地统治着，二者是根本不相容的。范畴的这种外在对立表现了近代形而上学哲学的二元论性质，即自然和精神是两个不同的系列。法国唯物主义不能容忍这种二元论的倾向，他们试图论证二者之间的统一性问题。 在论证中，法国唯物主义者采取的是把一方归结到另一方的简单方式。他们“力图用根本否认偶然性的办法来对付偶然性”[30]。认为在整个宇宙中，“没有偶然，没有属于意外的事物”[31]。一切现象都是必然的。偶然只不过是人们幻想出来的一个字眼，以便掩饰人们对某些原因的无知，因此，必须“消灭偶然”[32]。同时，支配物理世界的必然性，也支配着精神世界，所以，“人的一生没有一刻是自由的”[33]。人在这个世界中到处都处在缧绁之中，一切思虑和行动都不可避免地服从于注定的命运。 可见，法国唯物主义并未克服范畴之间的形而上学的对立，反而是把这一对立推到了最极端的形态，即以一个范畴的绝对充实性来取消对方存在的权利，使其成为子虚乌有，这就是绝对充实与零的对立。然而，零的辩证法是奇妙的，它使法国唯物主义中出现了一些对立范畴互相设立、互相转化的趋势。正如恩格斯所说的：“18世纪并没有克服那种自古以来就有并和历史一同发展起来的巨大对立，即实体和主体、自然和精神、必然性和自由的对立；而是使这两个对立面发展到顶点并达到十分尖锐的程度，以致消灭这种对立成为必不可兔的事。”[34]为什么说消灭这种对立成为不可避免的呢?首先，法国唯物主义毕竟以形而上学的方式“实现”了对立范畴的统一，这种抽象的统一点就成为范畴辩证发展的一个现实的逻辑起点，哲学的进一步发展就会打破这个抽象点的僵死性，而使它运动变化起来；其次，法国唯物主义终究提出了使对立范畴统一的要求，这就为后来的哲学提出了有待解决的问题，问题的提出在哲学发展史中是非常重要的；最后，由于把范畴间的形而上学对立发展到“顶点”，以致因强调此方就完全否定彼方，然而双方在理论中是互相依赖的，失去一方就不可避免地殃及另一方，这就会造成一系列理论危机。为了从窘境中脱身，法国唯物主义就在不自觉中接触到范畴的辩证关系。按狄德罗的话说就是，“要动摇一个假设，有时只要把它推到它所能达到的极端地步就行了”[35]。 事实上，法国唯物主义在把范畴间的形而上学推到逻辑终点的同时，也对范畴间的关系作了一些辩证的说明，这特别表现在狄德罗身上。狄德罗说：“一切精神事物都有中间和两极之分。”[36]作为思维形式的范畴，当然也有两极之分，而且两极之间有中间部分作为中介和由此及彼的桥梁，这样对立范畴的相互过渡和转化就有了可能性。 狄德罗在《定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中，有意识地使读者集中注意到他所属的哲学学派在必然和偶然、必然和自由等范畴上的弱点。一方面，他使享有“哲学家”称号的主人翁雅克执意强调必然性，说什么我们生活中的一切事情，“正像表链的链环，一环套一环”[37]，现在和未来都是被过去决定了的，任何意外都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他又故意引入偶然性因素，使雅克处于滑稽可笑的地步，从而含蓄地批评了他的同伴们否认偶然性存在的学说。这是从法国唯物主义内部对其形而上学观点的否定。如果说其他法国唯物论者还停留在必然范畴的僵死性中的话，那么狄德罗则借助于“悖论方法”开始瓦解了形而上学框架。 另外，狄德罗还在许多著作特别是《拉摩的侄儿》中，着重考察以往被认为是不可动摇的一些概念，如善与恶、真与假、美与丑、高贵与卑贱、正义与非正义等等；并证实，在这个世界上，“无论权力和财富的现实本质，或者它们的规定概念善与恶，或者，善的意识和恶的意识、高贵意识与卑贱意识，统统没有真理性；毋宁是，所有这些环节都互相颠倒，每一环节都是它自己的对方。”[38]这就是说，范畴的对立和转化不仅是人们的主观意识，而且也反映着自然和社会的现实本质。这些客观矛盾的猜测，甚至在其他“哲学家们”那里也可以找得到。爱尔维修说：“任何人，如果我们比较他一生的某些行为，都会显得具有各种互相冲突的美德和罪过。”[39]霍尔巴赫也指出：不仅“快乐和痛苦往往只是一纸之隔”[40]，而且“善与恶同样都是壳，然而它们都出自于事物的本性”，“坚持只看见自然中的善，和愿意只看到恶，是同样没有意义的。”[41]这说明，矛盾是现实存在着的，它是不能随意消除的。 但是自觉地把概念和对象都了解为矛盾的，在法国唯物论者中，大概只有狄德罗一人。他从“分裂意识”引导出来的悖论，在逻辑方面是后来康德的二律背反形成和认识的最初阶段、开始阶段。对狄德罗悖论分析的结果必然导致二律背反，而我们在悖论中不仅可以看到康德二律背反逻辑状态的萌芽，而且还可以找到后来在黑格尔那里形成的逻辑思想运动的萌芽。这就使我们能够描绘出一条从法国唯物主义走向康德和整个德国古典哲学的哲学辩证发展的道路。 综上所述，法国唯物主义正团为把近代形而上学发展到了逻辑终点，物极必反，才导致了由形而上学向辩证思维转化的趋势，从而为德国古典哲学提供了逻辑前提。这个逻辑前提的存在，从理论上说，既有可能性，也有必然性。 形而上学与辩证法同属于人类认识世界的思维方式，二者之间存在着同一性，这就使它们之间具有了互相过渡的可能性。正如黑格尔所说的，“肯定的东西的真理本身也同样包含着否定的东西，即也包含着那种就其为可舍弃的东西而言应该被称之为虚假的东西。正在消失的东西本身勿宁应该被视为本质的东西，而不应该视之为从真实的东西上割除下来而弃置于另外我们根本不知其为何处的一种固定不变的东西，同样，也不应该把真实的东西或真理视为是在另外一边静止不动的、僵死的肯定的东西。”[42] 我们认为，人们在认识过程中必须经过孤立、割裂和静止的方法。在感性认识中，感性材料逐一由感官传入大脑，然后才形成知觉和印象；在理性认识中，也必须先将感性材料分解为一个一个的要素或方面，然后才能加以综合和归纳，由抽象的同一达到具体的同一。因此任何一个完整的认识过程，都包含着“形而上学的”环节，辩证思维并不是把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完全抛弃，而是加以辩证的综合、改造和补充。并且，若没有那些环节、因素和片断，辩证思维就失去了内容，成了一个僵死的整体，因而也就失去了辩证性。黑格尔早就指出了这一点。他认为，不可分解性，安于孤立和封闭状态的自我保持性，这无宁是一个缺点，由于这个缺点，“整体”就不能把另一个方面作为自己的对立面综合起来；正是由于人们害怕丧失整体而保护它，不让它受到知性分析，它才继续处于局限状态，不能向无所不包的统一发展，始终仅停留在整体的外在方面，停留在对整体的直观猜测上，这正是古代哲学的弱点。近代形而上学思维方法的兴起，正是为了克服古代哲学的这一缺陷，因此，“这种方法在当时是有重大的历史根据的”[4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