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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古代科技与儒学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科技经历了科技体系奠基的春秋战国时期、科技体系形成的汉代、科技持续发展的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科技发展至高峰的宋明时期以及科技缓慢发展的清前时期,直至后来的衰落。同样,儒学也经历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创立、汉代经学的形成、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的儒释道三足鼎立、宋代理学以及明清经世之学,直至后来的衰落。如果将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与儒学的发展历程对应起来加以比较,便不难发现,儒学的发展与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是同步的。重要的是,儒学发展与古代科技发展的同步性不能简单地视为一种偶然现象,尤其是儒学发展的两个最重要的时期,即儒学成为主流文化的汉代与儒家以理学的形式再次占据主导地位的宋代,恰恰是古代科技发展的两个最重要的时期,即汉代古代科技体系的形成时期,宋明时期古代科技发展的高峰时期,这种吻合足以说明儒学发展与古代科技发展的同步性存在着某种内在的联系和关联性。 汉代科技体系的形成与儒学 儒学自春秋战国时期形成,至汉代被官方化,上升为主流文化,在思想文化以及社会各个领域中都占据了统治地位。与之相对应的是古代科技的迅速发展,至汉代形成完整的科技体系,尤其是中国古代的数学、天文学、医药学和农学四大学科大致在汉代各自都具有了自己的科学范式,基本形成了各自的知识体系。 数学以汉代的《九章算术》为代表,以解决社会的各种实际问题为主要目的,以算筹为主要的计算工具,以十进位值制的记数系统进行各种运算,是一个包括算术、代数、几何等各种数学知识的体系。然而,《九章算术》源自于儒家经典《周礼》中所说的“九数”,即“方田、粟米、差分、少广、商功、均输、方程、赢不足、旁要”。魏晋时期数学家刘徽《九章算术注·序》认为,周公制礼而有“九数”,“九数”即《九章》,秦始皇焚书之后,汉代北平侯张苍等人对《九章》作了删补,而有流传至今的《九章算术》。然而,张苍又是传《春秋左传》的经学家。据西汉刘向《别录》所说,左丘明作《春秋左传》,经过几代的传授而至荀子,荀子授张苍。显然,数学最早的经典《九章算术》与儒学有着密切的关系。著名中国数学史家钱宝琮甚至认为,《九章算术》“是东汉初年儒学的一部分,与儒家的传统思想有密切关系”；“《九章算术》的编集与东汉初年经古文学派的儒士有密切的关系”。 天文学以《周髀算经》的盖天说、张衡的浑天说和宣夜说等宇宙结构理论,以及汉代的历法为代表。重要的是,汉代儒家普遍对天文历法感兴趣,并参与了当时的天文历法研究。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甚至说:“天文和历法一直是‘正统’的儒家之学。”西汉儒学家落下闳、邓平等创制的《太初历》和刘歆修《三统历》,为中国古代的历法发展奠定了基础。以桓谭、扬雄为代表的不少儒家学者参与了宇宙结构理论上的浑、盖之争,推动了天文学的发展。需要指出的是,汉代天文学家张衡对儒家经典多有研究,曾著《周官训诂》,还曾“欲继孔子《易》说《彖》、《象》残缺者”,而被看作儒家学者,而且他的天文学思想受到扬雄所著《太玄》的影响。由此可见,汉代的天文历法与儒学有着密切的关系。 医药学以《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以及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为代表,形成了完整的医药学体系,其中包括以中国古代的阴阳五行学说来说明人体的生理现象、病理变化以及药物性能。阴阳五行学说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思孟学派综合各家之说构建了系统的阴阳五行自然观,又经汉儒董仲舒的阐释,而成为阴阳五行说的正统表述。《黄帝内经》一开始就以“黄帝”与“岐伯”对话的方式就如何养生长寿展开讨论,并分别阐述了真人、至人、圣人、贤人的养生智慧,其中既有先秦道家的养生思想,也有儒家的养生思想。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确立了辨证论治的原则,并且认为,医学的根本宗旨在于“爱人知物”“爱躬知己”,实践儒家“仁者爱人”的最高理念。 农学以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为代表,内容涉及精耕细作、选种播种、作物栽培、果木种植、畜禽饲养、食物加工等许多方面,体现了中国古代农业精耕细作的基本特点。然而,《齐民要术》与儒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它吸取了儒家的民本思想,讲“要在安民,富而教之”；以儒家经典《周易》的“三才之道”为基础,要求“顺天时,量地利”,反对“任情返道”；而且还大量吸收儒家经典中的农学知识,成为中国古代农学研究的典范。 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科技体系是在汉代儒学成为主流文化的背景下,在儒学的积极推动下得以形成的。 宋明时期的科技高峰与儒学 宋明时期,儒学发展至新的高峰,古代科技也在这一时期达到高峰。这一时期,儒家学者普遍对自然知识以及科技感兴趣,或对科技有所研究；更为重要的是,宋代儒家所形成的济世精神、博学精神、求理精神和怀疑精神,对于宋明科技达到高峰起到积极作用。 论及宋代儒家的济世精神,首推北宋儒家范仲淹所倡导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一理念得到了同时代儒者的共鸣。张载志在“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则道出了理学家的为学旨趣,反映出北宋儒家普遍的济世精神,并成为宋明时期普遍的儒学精神。 宋代儒家大都博学多才,除了研读儒家经典之外,他们无所不读、无所不问,尤其对自然知识以及科技感兴趣。张载说:“惟博学然后有可得以参较琢磨。”“学愈博则义愈精微。”朱熹讲“一书不读,则阙了一书道理；一事不穷,则阙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则阙了一物道理。须著逐一件与他理会过”；王应麟则讲“君子耻一物不知,讥五谷不分”。 宋代儒家讲“理”。欧阳修通过“疑古”、“疑经”抛弃了汉代儒学的章句之学,直接从经典本身来阐发其义理,从而开创了义理之学。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都讲自然之理。二程则要建立以“理”为核心的包括自然之理在内的理学,朱熹则继承二程,集理学之大成,形成理学自然观。 宋代儒家的求理精神,往往与怀疑精神联系在一起。宋儒要突破汉学的樊篱建立自己的义理之学,需要有怀疑精神。宋学各学派要标新立异,自立门派,同样也要有怀疑精神。张载说:“义理有疑,则濯去旧见以来新意。”朱熹说:“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学者不可只管守从前所见,须除了,方见新意。” 与宋代儒家一样,宋代科学家也有济世精神、博学精神、求理精神和怀疑精神。宋代科学最重要的代表沈括,撰写过不少儒学著作,其中《孟子解》推崇“君子之道”,阐发“以民为本”,足以表现出他的济世精神。同时,据《宋史·沈括传》记载,他“博学善文,于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无所不通,皆有所论著”。作为他的代表作,《梦溪笔谈》既有人文、社会科学的内容,又有自然科学的内容,反映出他的博学精神。 更为重要的是,沈括还大讲“理”。他的《续笔谈》记载说:“太祖皇帝尝问赵普曰:‘天下何物最大?’普熟思未答间,再问如前。普对曰:‘道理最大。’上屡称善。” 沈括讲“理”,主要表现在科学研究上。在解释黄河中下游陕县以西黄土高原成因时,他的《梦溪笔谈》说:“今关、陕以西,水行地中,不减百余尺,其泥岁东流,皆为大陆之土,此理必然。”所以,他要“原其理”。他在考察了雁荡山奇特地貌后说:“予观雁荡诸峰,皆峭拔险怪,上耸千尺,穹崖巨谷,不类他山,皆包在诸谷中。自岭外望之,都无所见；至谷中,则森然干霄。原其理,当是为谷中大水冲激,沙土尽去,唯巨石岿然挺立耳。” 沈括具有强烈的怀疑精神。他不盲目地相信与遵从前人的看法,而是用亲身的观察、实验予以验证,并对错误的看法提出质疑和批评。当然,对于前人的理论见解,他也不是一概否定,否定其错误的,肯定其正确的,体现出科学性,是科学的怀疑精神。对于沈括的科学怀疑精神,中国科学史家竺可桢有一段评论:“括对古人之说,虽加以相当之尊重,但并不视为金科玉律。其论历法一条,抛弃一切前人之说,主张以节气定月,完全为阳历,而较现时世界重行之阳历,尤为正确合理。其言曰:‘事固有古人所未至而俟后世者,如岁差之类,方出于近世,此固无古今之嫌也。……予先验天百刻有余、有不足,人已疑其说。又谓十二次斗建,当随岁差迁徙,人愈骇之。今此历论,尤当取怪怨攻骂,然异时必有用予之说者。’括去今已八百余年,冬夏时刻之有余有不足,斗建之随岁差迁徙,与夫阳历之优于阴历,虽早已成定论。而在括当时能独违众议,毅然倡立新说,置怪怨攻骂于不顾。其笃信真理之精神,虽较之于伽利略,亦不多让也。” 应当说,宋明时期科学家具有济世精神、博学精神、求理精神和怀疑精神,与宋代儒学有着密切的关系,体现了儒学与科学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而这正是宋明时期科技发展至高峰的重要原因之一。为此,中国科技史家们认为,宋代儒学“追求理性的精神和创新的精神,无疑有推动科学发展的作用。宋明科学高峰期的出现,这是一个因素”。 清代科技的衰落与儒学 中国古代科技发展至清中期,开始出现转折而衰落。关于中国科技为什么在清中期之后衰落下去,这一问题自20世纪初以来一直为学者们所讨论,其中有些人把中国近代科技衰落的原因归咎于儒学。笔者以为,分析中国科技在清中期之后的衰落,应当从清代的经济基础、政治制度以及科技文化政策等诸多方面寻找原因,当然也应当具体分析清代科技的衰落与清代儒学的关系。 论及清代学术,梁启超曾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指出:“‘清代思潮’果何物耶?简单言之:则对于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而以‘复古’为其职志者也。”“对于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是指儒学的自我批判；“以‘复古’为其职志”,则是指清代儒学的主要特征。 明清时期有不少儒家学者研究科技,即使到了清中期也出现过一些对科技有所研究的大儒。乾嘉学派“以‘复古’为其职志”,致力于整理古代文献典籍,其中也包括了对于古代科技典籍的整理,而且所编修的《四库全书》还收录了一些西方科学著作,表明乾嘉学派对于科技的重视。因此,很难把清代科技的衰落归咎于清代儒学本身。至于清代儒学“对于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则是儒学的进步,更不可能阻止科技的发展。 尤其是,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魏源撰《海国图志》,在系统介绍当时世界各主要国家的地理、历史和社会的同时,对西洋兵器以及包括哥白尼日心说在内的近代天文知识也作了详细介绍,并明确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进而形成了持续半个多世纪的“科学救国”思潮,直至民国时期。其间,张之洞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把儒学与西方科技联系在一起,说:“《中庸》‘天下至诚’,‘尽物之性’,‘赞天地之化育’,是西学格致之义也。《大学》‘格致’与西人‘格致’绝不相涉。……凡此皆圣经之奥义,而可以通西法之要指。”与此同时,还出现了大量以“格致”题名介绍西方科技的著作。直至1897年,康有为编《日本书目志》,其中的“理学门”列举了《科学入门》《科学之原理》等书目,最早使用了“科学”一词,从而实现了从儒家“格物致知”概念向“科学”概念的过渡。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清代儒学虽然仍具有自我批判的能力,但缺乏新思想的创造动力；他们对于古代科技典籍的整理,实际上并没有转化为对于科技的研究；他们主张学习西方科技,但最终没有能够挽救中国科技的衰落。不可否认,在这一时期的儒学发展中,也有过一定程度的学术繁荣,曾出现过一些著名的学术大家,但终究没有创造出超越前人的新思想,缺乏引领社会发展的思想大师。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学衰落了,儒学对于社会的影响力衰落了。 所以,在清代科技的衰落与清代儒学之间,不排斥清代儒学对清代科技发展的负面影响,但这不是清代科技衰落的主因。而且,清代儒学由于自身的衰落,无法像汉代儒学那样促进古代科技体系的形成,也无法像宋代儒学那样促进科技达到高峰,所以在面对清代科技的衰落时,纵有各种各样的努力,也终究不能阻止科技的衰落。 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与儒学的发展具有明显的同步性和关联性。当然,这种同步性和关联性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古代科技的发展只是依赖于儒学的发展、儒学发展是古代科技发展的唯一动因。科技的发展有经济、政治以及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原因,而且,文化本身的发展、儒学的发展也最终取决于社会的经济、政治等因素。即使是从中国传统文化对古代科技的影响看,除儒学外,道家道教以及佛教都对古代科技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中国古代科技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儒学、佛教、道家道教三大体系都对古代科技的发展产生着影响。但是,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其对古代科技的影响应当是首位的,从而成为古代科技发展的主要的文化原因。重要的是,中国古代科技发展与儒学发展的同步性和关联性表明科技与儒学二者具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休戚相关、兴衰与共的密切关系。□ 乐爱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