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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劳思光对儒学肯定精神的反思 在分析劳思光对儒学肯定精神的反思之前，需要先理解劳思光的儒学史观，即劳先生对整个儒学史从其起源到发展的诠释及其所认为贯彻整个儒学史的主要精神。在劳先生看来，儒学作为一个学派，其创始人是孔子，孔子继承了周人对人之努力与地位的肯定之精神方向，并进行了革新，盖周人的精神尚处于对人之主体性的半自觉。周人以肯定人之努力和地位为特色的精神方向，相对于更早之前的崇拜神权的观念和习俗，则是一种革新，一种扭转之努力。周人对人之主体性尚处于半自觉，真正的自觉须在能对“人文精神”提出确定理论时，方算真正开始。因此，劳先生认为，孔子代表中国文化自觉时期之开始，儒学从创立者那里起，就是以肯定人之主体性、肯定文化生活为其理论特色和精神意向的，就是以“化成世界”或建立“文化秩序”为旨趣。劳先生以肯定精神为线索，对从孔孟儒学到宋明儒学的儒学史进行了分析。儒学在发展的过程中，其对世界的肯定理论会受到多种挑战，肯定的精神也会受到忽视甚至遗忘，后起之儒者复兴儒学的努力首先应从重新建构肯定世界的理论开始，并以完成对肯定世界的理论建构而终。因此，宋明儒着力构建“肯定世界”理论的努力，不是原创工作，而是回归孔孟儒学或儒学本意的工作。 劳先生认为，儒学“肯定世界”的理论应意味着对理论的“客观化”有所要求，但实际上应该要求“客观化”和实际上有没有实现“客观化”是两回事，而儒学一派是否察觉到了“客观化”问题又是一回事。不幸的是，劳先生认为，“客观化”问题在长久的儒学史中，实是一个“遗落之问题”。也就是说，自孔孟以降的儒者，都没有在理论的“客观化”方面努力，许多儒者甚至都没有察觉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成德之学虽成为儒学思想的意向，肯定世界虽为儒者所坚持之精神方向，但儒学史上，道德理性只在自我之转化升进处显其功能，而未能在历史文化之客观推进上确显其大用。儒学史上的这一“客观化”问题之遗落，在王阳明学说，也即心性论时代才得到“显现”，盖因明末中国的危机不得不促使儒者思考成德成圣之学的无补于救时救世，中国自汉以来民族危机屡屡发生，然论衰亡之前，圣贤之学之盛行，则未有过明代者。明末清初的学者在批判心性论的同时，着力在政治制度方面进行“客观化”之努力。 五、儒家“肯定世界”论在当代需进一步完善 劳先生从肯定精神的角度来诠释儒学史的活动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既然肯定精神是儒学的基本精神方向，那么在今天复兴儒学也应从儒学的肯定精神方向来从事理论创造。而今天的理论创造从儒学史的发展来说，就是需进一步完善儒学“肯定世界”论，着力解决“客观化”问题，通过构建新的“肯定世界”理论，将儒学的基本价值观念和精神方向在当代世界中“肯定”下来，这种“肯定”的实现意味着重新确立儒学在当代的意义和价值。 我从阅读劳先生的《新编中国哲学史》时起就有一种砰然心动的感觉，除了劳先生是以一贯之理论来诠释外，还有他所发掘出的儒家肯定精神，这是我在其他书籍里所见不到的。是以有此文，并谨以此纪念劳先生逝世周年。吾人当顺着劳先生所找到的路走下去，以期对儒学复兴有所助。 作者：姜志勇 注释： [①]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第三卷下之《后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下文引叙的劳先生文字，大多出于第三卷上下册之导语，这种情况不再标明引用出处。 [②]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11－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 已刊载于《学灯》第29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