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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从道不从君 如果说周代的礼仪首先是维护统治的政治制度，其次是维系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那么，到了孔子时代，礼仪已经成为文化观念。在礼仪制度化时代，谁居于高位，谁就有道，但在礼仪成为文化观念之后，谁有礼文化教养，谁就有道。礼仪之道不再是区别上下等级之间的制度屏障，而是成为提升人文教养，培育君子精神的文化资源。早期儒者自认承载了文化传承的使命与引领社会风尚的责任担当，有足够的自信抗衡一切不符合道的行为。“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八佾》)，“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八佾》)，“事君数，斯辱矣”(《里仁》)，君臣关系不是一味地服从，而是要依礼依道而行。郭店竹简《鲁穆公问子思》篇，穆公问子思何为忠臣，子思答曰：“恒称其君之恶者为忠臣”。“恒称其君之恶”的臣一般不讨国君喜欢，但忠臣不能以国君的好恶为好恶，而应以“道”为标准。尊礼仪、行德政的国君才有资格引导国家，才能称有道之君。如果国君不能以此为标准，臣有责任指出国君的过失。唯此，才能保证引导国家的统治者是“有道之君”。如果有的臣认为，道的标准太高，国君做不到，就一味迁就国君所为，从而导致国家混乱，这种臣就是“贼其君者”(《孟子·公孙丑下》)。“以道自任”的儒者只有保持个人的人格尊严才能与王侯据“礼”力争。在“道”面前，君臣都是实践道的主体，只有分工不同，没有人格差异。 孔子的礼仪之道其根本在于修身。只有以修身为本，才有资格教化民众。修身面临的诱惑很多，主要的困难来自道与食的抉择。孔子认为，“君子谋道不谋食”(《卫灵公》)；“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不以不正当的手段取得富贵，即使颠沛流离也毫不动摇弘道的意志；“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公冶长》)，宁愿隐居起来以保存道的文化传承。早期儒者中的修身派最近于孔子礼仪之道。“如果在政治上终无所遇，也不后悔，因为德行本身给了他们精神的支持。”(17)这些儒者笃信孔子之道，踏实做事，真正弘道。 儒者引领社会风尚可以通过默默地修身影响身边的人。一旦有机会，儒者从不放弃从政。从政的君子可以“安百姓”，发挥更大作用。荀子主张“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如果拘泥于固有的礼法与语言表达方式，那么“儒道毕矣”。(《荀子·子道》)荀子认为，当君“过谋过事”将要危及国家社稷的时候，臣就要积极主动地发挥臣的职能。臣进言于君，君并不听从，有的臣就离开君；有的就以死来表示最大诚意；有的则率群臣百官给国君施加压力；有的则干脆违抗君的命令，甚至假传君命。无论臣采用哪种方式，他们的目的都是为了国家社稷，而不是私利。(18)“谏、争、辅、拂之人，社稷之臣也，国君之宝也。”(《臣道》)孟子“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的实践，荀子以谏诤之精神“从道不从君”，都对后世儒家产生了积极影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