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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制度之礼的崩坏与观念之礼的生成 周代都城由镐京迁到洛邑的主要原因是躲避西北夷狄的进攻。这种退守姿态表明周代王权的衰落。一些率先觉醒的贵族精英认为，王权衰落的根源在周天子。《国语·郑语》记载：“(郑桓)公曰：‘周其弊乎？’对曰：‘殆于必弊者也。《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今王弃高明昭显，而好谗慝暗昧；恶角犀丰盈，而近顽童穷固，去和而取同。’”郑桓公问史伯，周王室是否衰败了？史伯以周王弃“和”而取“同”为例，说明周王室已经衰败。身为周王室的史官，史伯对周王权的衰落有亲身体会。史伯认为，统治者“弃高明昭显”、“恶角犀丰盈”，“好谗慝暗昧”、“近顽童穷固”(即亲小人、远忠臣)的“去和取同”做法是错误的。高明的统治者善于采纳忠言，与忠臣和谐相处，“和乐如一”。如果偏听偏信，弃“和”而取“同”，则危及国家社稷。由此可见，政治治乱的根源在于周王自身。周王不能团结与维系忠臣，不能发挥典范与引导作用，表明周王之道已经衰微。 天下有道的时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或者授权诸侯行驶。但是进入春秋时代，周天子已经无力控制日益强大起来的诸侯，王权受到严重挑战，礼乐征伐随之由诸侯出。齐国首先发起了对王权的挑战。鲁文公十五年(公元前612年)，齐国侵犯鲁国西鄙，并讨伐曹国。西周分封之初，规定鲁为诸侯国“班长”⑩，而齐国违背礼制，侵犯鲁地，又侵犯弱小的曹国，僭越天子礼乐征伐大权，又违背“君子之不虐幼贱，畏于天”的礼制。鲁国执政官季文子愤怒地说：“齐侯其不免乎？己则无礼，而讨于有礼者”，“礼以顺天，天之道也，己则反天，而又以讨人，难以免矣”，“不畏于天，将何能保，以乱取国，奉礼以守，犹惧不终，多行无礼，弗能在矣”。(《左传》文公十五年)在鲁国执政者看来，齐国一系列的违礼行为，是严重的违反天命、僭越王权之举。鲁宣公三年(前606年)，楚王饮马黄河，兵临洛阳，问周王室鼎之轻重，王室大臣王孙满回答说“在德不在鼎”，“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左传》宣公三年)鼎是天子事神的器物，是获得神灵指引的媒介，又是引领诸侯的权威象征。楚王问鼎之轻重，无疑表露出欲夺取王权的野心。周朝卿士坚信，此时引领天下的典范仍是周天子，而不是诸侯。但诸侯对王权的觊觎以及不断发起的一波又一波挑战王权的行动，不断动摇着王权的权威。周天子作为天下之导的王道身份遂失其义。值得注意的是，春秋霸政是实力的角逐，而非礼仪的安排。可见，王道政治以礼为特征，霸政以力为标识。 霸政的开始标志着礼制崩坏的加剧，周天子建立的王道秩序随之被霸道所取代。但霸政僭越礼制的同时，也有积极意义。周王权衰微对诸夏文化造成的最大影响是无力抵御夷狄的入侵。东周初年，夷狄大举南下，华夏文明面临生死存亡的严重威胁。如果周天子不能承载天下巡守及礼乐征伐，那么，谁能做到这些，代行天子之事，就意味着可行王者之道。实力雄厚的齐国首先打出了“尊王攘夷”的旗帜，“存邢救卫”。齐桓公的霸政有效地团结了诸夏共同抵御夷狄入侵，客观上起到了保卫华夏文明的历史作用。孔子赞叹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没有管仲帮助齐桓公进行霸政，诸夏文化就会夷狄化。霸政时期，霸主们轮流执掌的诸夏联盟是一种新型的政治组织形式，实际上起到了代行王政的作用。“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霸政时代，其王道的代言人已经由天子转为诸侯。从社会发展大势上来说，诸侯霸政是推进新的政治力量整合的必然趋势。霸主承载指导天下的王权政治，说明天命指示的王道已经下移到作为霸主的诸侯身上。 礼仪诗书为代表的古典知识，在霸政之前只是制度或者知识，并没有成为文化教养。霸政兴起后，在夷狄进攻的压力下，诸夏贵族开始感觉到礼仪不只是知识与制度，还是诸夏区别于夷狄的文化教养。西周人从未想到要以礼仪制度来支持他们的精神世界。这一重要变化源自霸政时期对王权的挑战。“贵族开始相信古代的制度和文学是一种精神的支柱，他们可以由此出发来讨论并解决政治和人生的问题。到了这个时候，‘礼’观念才真正在思想史上形成。”(11)不同于以往的制度之礼，执礼者意识到礼仪带给人生的尊严并且视为支撑内心精神世界的力量的时候，礼就成为一种文化观念。在不断向王权发起的挑战中，诸夏贵族引诗书、知礼仪，接受贵族训练。如果统治者具有礼的教养，从内心真诚地执守礼，那么，就可以算是“有道”之君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