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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面向中国问题的哲学”具有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直接将中国问题作为研究的课题，直接以中国问题为研究对象；另一种是将中国问题作为哲学研究的火种，用这一火种点燃哲学其他方面的研究，通过对中国问题的关怀而赋予其他方面的哲学研究以生命与活力。前一种是“面向中国问题的哲学”的直接形式，而后一种是其间接形式。 “面向中国问题的哲学”的间接形式在哲学研究中同样是非常重要的。在哲学研究中我们需要理解哲学家们对世界的解释。因为在这种解释中蕴含着哲学家对规律的认识，对世界的见解，蕴含着他们对价值观念的批判和建构。“面向中国问题的哲学”的间接形式表现为对解释的解释。在这一形式的哲学研究中，“为获得思想资源的解释”和“为解释的解释”之间有云泥之别。“为解释的解释”可以称之为“坏”的解释，它是一种缺乏现代问题意识的简单的经常是蹩脚的损坏了原解释的“转述”。它根本不是哲学，最好也不过是哲学的前期准备。而“为获得思想资源的解释” 可以称之为“好”的解释，它是一种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和现实关怀的研究。在这种解释中注入了新的思想，唤醒了原解释，它是赋予原解释以新的生命的解释，是能使哲学在几千年连绵不断、且不断发展的解释，是一种能孕育新的哲学诞生的解释。通过这种有思想有现实问题背景和问题意识的解释，我们才能获得研究现实问题的思想资源。这种解释越是丰富、越是广泛我们所能获得的思想资源就越丰富越广泛，我们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就越可能越深入越有益。因此从本质上来说，这种解释是面向现实问题的哲学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使好的“对解释的解释”与坏的“对解释的解释”区别开来的重要一点（不是全部）就是对现实问题的关怀。哲学研究的根本动力不是来自各种哲学，而是来自实事与问题。[5]我们需要特别强调“对解释的解释”应当以对中国问题的关怀为动力。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更深刻地理解和唤醒哲学史上那些伟大而深刻的思想。哲学是一种充满热情的理性思考，它表达的是关于人的生活和社会发展的价值观念。这样的理论必须植根于活的实践中。如果我们离开了对现实问题的关怀，失去了改造世界的热情，我们就很容易把以往的哲学理论看成是一堆虽然联系着但毫无生命力的概念，我们就会因为无视这些概念所要解决的问题和产生这些概念的原始的动力，而割断这些理论的血脉。哲学概念和哲学理论只有植根于人类实践中才能获得、或重新焕发它的生命力。当我们采取坏的解释方式时，我们与被我们解释的伟大哲学家的区别就在于：在他们那里，概念中激荡着他们对现实的洞察和对未来的热情，问题中凝结着那个时代的痛苦与欢乐。如果我们脱离他们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就不会体会他们对现实问题的痛彻心扉的感受，就会把他们的思想变成碎片、标本、尸体。 然而，无论“解释的解释”有多好，它都不能是哲学研究的唯一方式。如果哲学研究的眼里仅有自己的历史，哲学就将失去它现实存在的意义，它就将成为一种历史。哲学史是哲学真正的工具，但不是哲学本身。[6]哲学必须面向现实问题、研究现实问题，这样它的生命才不会衰竭。因此面向现实问题是哲学研究更根本的一种形式，当然它也是哲学研究中更为艰难的一种研究形式。马克思曾说过：“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有着和任何在内容上有根据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7]因为真正的“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最实际的呼声。”[8]因此从现实生活的种种冲突和困惑中提升出问题，是哲学的创造。只有对问题的提升是恰当的，对这一问题的解答才有可都是有意义的。“正如一道代数方程式只要题目出得非常精确周密就能解出来一样，每个问题只要已成为现实的问题，就能得到答案。”[9]问题提升得过于抽象，要么根本不可能有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要么这一方法也因过于抽象而毫无操作的可能。而问题提得过于具体则会失去进行哲学研究的必要。对于哲学创造而言，对现实生活问题的提升是最重要也最艰难的。因此，我们至少需要做到以下两点：一、深刻感受现实。面向现实的哲学研究必须要有对现实的感性经验，必须有对现实深刻的情感体验。感性经验是我们获得深刻情感体验的源泉，而深刻的情感体验是我们进行哲学思考的动力。深刻的情感体验会引导我们走向人类精神的底层，能唤醒我们的良知，引导我们的研究，从而使我们的哲学成为一种真实而生气勃勃的思想。“价值中立”是实证崇拜加给哲学和学术研究的一个紧箍咒。它使我们的哲学“保留了哲学的语词而丢掉了哲学的任务”（胡塞尔语）。二、深刻把握现实。哲学不能停留于情感体验，也不能停留于对情感体验的表达。哲学必须以“真”而诉说“价值/好”和达致“价值/好”的途径。因此，面向问题的哲学研究必须深刻把握现实发展的规律，把握现实发展的多种可能性，把握支配现实和引导现实发展的多种可能性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要达到这一目标，哲学必须尽可能地利用已有的包括哲学在内的人类文化的各种思想资源，必须尽可能地利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同时必须诉诸艰苦的思想创造。 “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因此，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10]我们期待以中国问题为研究对象的中国哲学能够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能够成为关于当今中国人走向更好生活的一种富有生命力的思考，能够成为中华“文化的活的灵魂”。[11] [注释] [1]“哲学家”不是一个赞誉哲学研究成就的名词，而是对这样一些人统称。这些人就是胡塞尔在《欧洲科学的危机与先验现象学》中所说的：“受到以往的真正伟大的哲学家熏陶的、为真理而生、按我们自己的真理而活，并只愿这样生存的哲学家。”——《胡塞尔选辑》张庆熊译，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11月版，第993页。 [2]“价值/好”指的是一种值得的、经过深思熟虑的追求与渴望。 [3]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先验现象学》，张庆熊译，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11月版，第994页。 [4]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先验现象学》，《胡塞尔选辑》张庆熊译，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11月版，第991页。 [5]胡塞尔《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倪梁康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1月版，第5页。 [6]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罗达人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4月版，下卷，第928。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第1卷，第203页。 [8]同上。 [9]同上。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第1卷，第220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