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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类”的发展靠牺牲个体来实现与“恶”的历史作用 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对李嘉图把发展生产力的要求作为评价经济现象的基本原则的思想给予了高度的评价。马克思还指出：“李嘉图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作最有利于生产、最有利于创造财富的生产方式，对于它那个时代来说，李嘉图是完全正确的。他希望为生产而生产，这是正确的。”因为“为生产而生产无非就是发展人类的生产力，也就是发展人类天性的财富这种目的本身”[8]。马克思认为，李嘉图的思想不仅在科学上是诚实的，而且从他的立场来说也是科学上的必要。对李嘉图来说，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究竟是毁灭土地所有权还是毁灭工人，或者是造成工业资产阶级的资本贬值，这是无关紧要的。“如果说李嘉图的观点整个说来符合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这只是因为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符合生产的利益，或者说符合人类劳动生产率发展的利益，并且以此为限。”[8] 西斯蒙第带着伤感主义的情绪责难李嘉图，并且认为，“为了保证个人福利，全人类的发展应该受到阻碍，因而举例来说，就不能进行任何战争，因为战争无论如何要造成个人的死亡。”[8] 马克思认为，西斯蒙第不理解“恶”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不理解历史进步要付出代价，不理解在人类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上，整个人类的发展，要靠牺牲一部分个体，甚至整个的阶级或民族为代价。只有人类的一部分、而且是优秀的一部分首先发展起来，才符合整个人类的发展的利益，才能带动整个人类的发展。马克思指出：西斯蒙第的“这种议论，就是不理解：人‘类’的这种发展，虽然在开始时要靠牺牲多数的个人，甚至靠牺牲整个阶级，但最终会克服这种对抗，而同每个人的发展相一致；因此，个性的比较高度的发展，只有以牺牲个人的历史进程为代价。……因为在人类，也象在动植物界一样，种族的利益是要靠牺牲个体的利益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其所以会如此，是因为种族的利益同特殊个体的利益相一致，这些特殊个体的力量，他们的优越性，也就在这里”[8]。 (三)关于奴隶制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与“恶”的历史作用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讲到奴隶制的出现时，一方面谴责了奴隶主对奴隶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另一方面又认为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具有历史必然性，是历史发展中的一种进步。这是因为，首先，奴隶制保存了大量的劳动力，把奴隶用于生产劳动，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其次，奴隶制甚至对于奴隶本身也是一种进步，因为作为奴隶重要来源的战俘，以前是被杀掉或吃掉，现在至少能保全生命了。再次，社会有了阶级划分以后，出现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有一部分人专门从事科学文化教育事业，促进了古代科学文化的繁荣。奴隶制的剥削和压迫是非常残酷的，属于历史上的“恶”，但这种“恶”在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却是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杜林不懂得“恶”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他用一些泛泛的空话“痛骂奴隶制”。针对杜林的错误观点，恩格斯对奴隶制的出现及其历史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他指出：“只有奴隶制才使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更大规模的分工成为可能，从而使古代世界的繁荣，使希腊文化成为可能。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希腊国家，就没有希腊的艺术和科学；没有奴隶制，就没有罗马帝国。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我们的全部经济、政治和智力的发展，是以奴隶制既成为必要、同样又得到公认这种状况为前提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理由说，没有古代的奴隶制，就没有现代的社会主义。”[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