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结语 在反思现代性对哲学的挑战时，最后我们还应当强调的是“机遇”的问题；也就是说，中华民族的特殊的现代性境遇，为我们提供了特有的、宝贵的哲学反思样本。这其中特别值得加以反思的历史经验，一是“文革”，二是“大国崛起”。春秋战国时期特殊的历史境遇曾经催生了中国古代伟大的孔子、老子这样的哲学家。但可惜的是，我们面对这样难得的历史反思的机会，却尚未能好好加以把握，致使哲学文化远远落后于经济建设的发展。这是中国现代性对哲学的特殊挑战。如何应对这样的挑战，改变目前的落后状况，无疑构成一个迫切的历史课题。（原载《南京大学学报》2009年3期。作者：陈嘉明） 【注释】 ①此文发表于《光明日报》理论周刊（2008年3月25日）。在文中笔者指出，首先，随着后期维特根斯坦将哲学引向顺从自然的语言经验并把确定性的根据置于我们日常生活的形式这一稳固的“河床”之上，西方主流哲学已经世俗化了。其次，现代性研究中所凸显的一元／多元问题的挑战，需要我们重新对“一与多”、“普遍与特殊”的概念及其关系进行深刻的哲学思考，提供相关的解释根据。最后，20世纪“语言哲学转向”所产生的结果，虽然扩展了哲学的研究领域，丰富了人们对语言的理解，澄清了语言的一些用法，但就哲学所应担当的有关认识与表达、道德与行为等解释使命而论，则显得偏于一隅。哲学今后的发展如果要为变化中的知识、社会与文化提供新的解释根据，那就应当走出语言哲学的圈子，重寻它的立足之点。 ②罗蒂：《后哲学文化》，黄勇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第17页。 ③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曹卫东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162页。 ④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万俊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导论”第13页。 ⑤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第153页。 ⑥哈贝马斯：《恐怖时代的哲学——与哈贝马斯和德里达的对话》，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第46页。引文中的“普世主义”，原译为“普遍主义”。 ⑦哈贝马斯：《恐怖时代的哲学——与哈贝马斯和德里达的对话》，第55页。 ⑧如《论语·宪问》：“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与文子同升诸公。”杨伯峻注：“公，指国家朝廷。”再如，《朱熹集传》：“公事，朝廷之事也。” ⑨韩非：“修身洁白，而行公行正，居官无私，人臣之公义。”（《韩非子·饰邪》）同时韩非子还把“公”解释为公平意义上的“平分”：“公，平分也。”（《韩非子·五蠹》）在二程那里，则直接将“公”等同于“礼”或“仁”：“又问：‘如何是仁？’曰：‘只是一个公字’。”（《遗书》卷22上） ⑩孙中山：《对驻广州湘军的演说》，《孙中山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547页。 (11)陈嘉明：《人性、人性化与中国的现代性》，《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2008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