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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性与现代性问题 一个广为流传的论断是，现代性是一个祛魅化、亦即世俗化的过程，它会导致工具理性的结果。尼采、海德格尔对欧洲“虚无主义”问题的关注，认为其实质是“最高价值的自我贬黜”，说到底也是世俗化的反映与结果。面对世俗化的结果，现代社会必须如何应对？假如我们不甘于工具理性的盛行，那么靠什么来提振人的精神，重塑人的信念？显然，哲学在这方面应当有所作为。弘扬人性中的光辉方面、批判人性中非善的一面，在笔者看来，是哲学应当作为的一个部分。 人性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不论是哲学还是宗教，都有着关于人性的学说。笔者在一篇文章中曾阐述了自己的看法(11)，即大体上赞同康德的说法，把人性视为一种人的本有趋向，一种基于理性的选择与接纳的趋向，把某种行为的主观准则作为自己行动的根据。按照这样的解释，所谓人性就不致被无意地误解或有意地曲解为与生俱有的，而是应当被理解为与理性内在关联的东西；这也就是说，人在本质上是理性的，能够自我选择的，而且这种选择的趋向是自利的。此外，笔者还提出，人性的概念实际上是一个可以经验的概念，而并非是某种仅仅属于“预设”性的、先验的概念。假如说在康德那里，人性概念主要还是思辨性的话，那么人类历史发展至今已发展出足够的经验事实，让我们能够对人性事实进行归纳和总结。因此，完全可以断言，人性是一个经验存在的事实，为历史与现实经验所证明了的事实。 现代性的“世俗化”的典型表现，可以借用尼采的“上帝死了”的说法来刻画。假如宗教的神圣性不再，这一结果是否会带来人性的进一步沉沦？本已是自利的人性，在丧失了神圣性的诉求之后，是否会如康德所担忧的那样，也丧失对道德的敬畏？康德之所以在将“上帝”从认识论中驱逐之后，还要在道德论、宗教神学中又以“设定”的方式引回来，其目的也是为了道德方面的考虑，让宗教成为一种道德的宗教，从而有助于提高道德的神圣性与感召力。 当今世界金融危机所引发的问题包括值得反思的人性问题，有人作出这样的论断：“人性的贪婪是此次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源”。这一论断来自最近一期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文章，题为《贪婪的代价》，作者是美国《财富》杂志的执行总编。此言一出，一时之间成为流行语。它之所以流行，想来也是人心有此同感。 从某种意义上说，世界上现有的两种对立的主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建立在两种不同的人性预设上的，由此也可见人性问题的重要性。对于资本主义而言，其人性预设是，人是自利的，但个人对私利的追求能够带来“公益”的结果；对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而言，其潜在的预设是，人性是善的。这体现在分配原则上——从社会主义阶段的“按劳分配”到共产主义阶段的“按需分配”。这两类不同的人性预设有个共同点，它们标志着以往对人性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它的善恶问题上，并以此构成一些道德哲学、经济哲学的根据。例如，某些具有哲学意味的管理理论即以人性的善恶为理论演绎的前提。假设人性是恶的，那么管理就需要用“大棒”；但如假设人性是善的，则管理就需要用“胡萝卜”。然而，此次金融危机以令人震惊的方式展示了人性的另外一种属性——贪婪。金融危机的心理根源被归结为源自人性的贪婪。由于过分的贪婪，才累积了巨大的风险，从而导致危机及其爆发；而后跟随的是恐惧，导致了危机的迅速蔓延。 贪婪除了以上述危险的方式过高地撬动了金融杠杆，累积了金融的风险，最终造成了对社会的经济危害之外，在平时，贪婪还以另一种更为恶劣的方式出现在我们面前，这就是“腐败”。腐败大部分产生于对“财、色”的掠取之上，而贪财就是贪婪的直接结果。把腐败说成是人性之恶的结果固然正确，但更准确地说，它是人性贪婪的结果。贪婪本身未必是恶，但它往往会带来恶的结果。因而，哲学人性论应当为人们敲响的警钟，除了传统的对于人性之恶的认识与警惕之外，还应当使人们牢记贪婪的教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