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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关于“恶”的历史作用的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历史哲学，同样认为“恶”是推动历史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但他们不是把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归结为神秘的“天神意旨”、“自然的意图”、“理性的机巧”之类的东西，而是归结为人类自身的实践活动，归结为社会内部的矛盾运动，特别是归结为人的物质生产活动。马克思、恩格斯对于“恶”的历史作用问题，有许多深刻的精彩的论述，下面择其主要的内容扼要作些介绍。 (一)关于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与“恶”的历史作用 马克思在1853年写了《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和《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的未来结果》两篇文章。在这两篇文章中，马克思一方面严厉鞭挞了西方殖民主义者在东方犯下的滔天罪行，另一方面又着重论述了东方社会的原始性、野蛮性和落后性，并认为西方殖民主义者对东方社会结构的破坏，是在东方实现了一场真正的社会变革，推动了东方社会的进步，非常鲜明地体现着“恶”在历史发展中可以起积极作用的思想。 马克思当时认为，只要我们把自己的目光从西方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的野蛮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殖民主义者在自己的故乡还装出一幅很有体面的样子，而一到殖民地它就毫不掩饰这种野蛮性了。他们极其残忍地屠杀东方人民，把这种屠杀当作乐趣，用东方人的身体发泄兽性，双手沾满东方人的鲜血。与此同时，马克思又认为，从纯粹人的感情上来说，亲眼看到这种无数勤劳的宗法制的和平的社会组织崩溃、瓦解、被投入苦海，亲眼看到它们的成员丧失自己的古老形式的文明和祖传的谋生手段，是会感到非常悲伤的。但是，我们也不应忽视和忘记，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看起来怎样无害于人，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信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创造精神。我们不应该忽视和忘记那种不开化的人的利己性，它们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一块小得可怜的土地上，静静地看着整个帝国的崩溃，看着殖民主义者的各种难以形容的残暴行为和大城市居民的被屠杀，就象观察自然现象那样无动于衷。至于他们自己，只要某个侵略者肯来照顾他们一下，施与一点小恩小惠，他们就会成为这个侵略者的无可奈何的俘虏。我们不应该忽视和忘记，这种失去尊严的、停滞的、苟安的生活，这种消极的生活方式，在另一方面反而产生了野蛮的、盲目的、放纵的破坏力量，甚至使残杀在印度斯坦成了宗教仪式。我们不应该忽视和忘记，这些小小的农村公社身上带着种姓划分和奴隶制度的标记，它们使人屈服于环境，而不是把人提升为环境的主宰，它们把自由发展的社会状况变成了一成不变的由自然预定的命运，从而造成野蛮的崇拜自然的迷信。 在这里，马克思对东方社会及其发展道路的分析，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其一，马克思是用价值尺度和历史尺度这两个尺度全面考察殖民主义者对东方社会的关系的。从价值尺度或道义尺度来看，西方殖民主义者对东方人民的残酷的掠夺和屠杀，马克思给予了严厉的谴责；从历史尺度来看，他又肯定了西方殖民主义者对东方传统的、落后的社会结构的破坏，对东方社会的发展客观上起了进步作用。其二，马克思主要不是从国家主权、民族利益的角度观察东西方社会的冲突，而是从世界历史和人类命运的角度着重探讨有关东方社会发展的一些深层问题，如东方社会种种落后现象背后的本质是什么？东方社会落后的根源在哪里？为什么这些历史悠久、地大物博的文明古国近代以来落在了西方的后面？东方落后国家如何摆脱传统的束缚而走上新生的道路？马克思认为，东方社会落后的根源在于自身的社会结构。亚洲所特有的农村公社、土地国有和专制主义三位一体的社会结构，使亚洲社会处于一种超乎寻常的稳定状态。尽管那里不断发生政治变革、改朝换代，但社会结构却始终没有改变。马克思从西方资本主义对亚洲入侵的过程中，看到了亚洲新生的曙光。他发现，亚洲的三位一体的超稳定的社会结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冲击下可能土崩瓦解，亚洲式的延续了几千年的古老文明的野蛮性、原始性和落后性改造的机制可能恰恰就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工业文明。因而，英国人对印度的侵略起了一种桥梁与纽带的作用，欧洲对亚洲的殖民统治也同样为亚洲社会的新生提供了契机。马克思指出：“的确，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受极卑鄙的利益所驱使，而且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也很愚蠢。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态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实现自己的命运？如果不能，那么，英国不管干了多少罪行，它造成这个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7] 马克思在这里表达和揭示了一个十分深刻的历史哲学的基本原理，即在人类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具体地说，就是在有阶级对抗的社会里，如果说“善”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话，那么“恶”则更是历史发展的动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