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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本文论述了这样三个观点：（1）西方传统哲学的核心部分、即存在论与认识论中，没有性别意识；（2）中国传统哲理思想是有性别意识的；（3）这种区别造成了一些重大的哲学后果，既反映在基本的理论倾向上，也反映在文化的走向（比如女性地位与环境的地位）上。所以，对于第一节开始时提出的那个问题[31] 可以这样回答：哲学中的性别意识确实是与人们对世界与人生本性的看法息息相关的。 概而言之，无性别意识的哲学与文化主要关注意义的规范机制，而有性别意识者则关注意义的发生机制。前者认为，最真实的是最可规范、确定和普遍化的东西，最真实的知识是准确的、不会出错的和可作为独立对象加工和操纵的，因而是可脱离情境的。因此这种知识不受自然条件、包括人的生命的自然条件的限制，要不断地复制自身、精密化自身、使自身普遍化和独立化。而后者则认为最真实的东西是能产生意义的，而“产生”就有天然的局限；它只能发生于原本的两性之间，相对相济，相交相生。这是无法复制的，因为意义从根本上就要出新，一旦被复制就失去了原发性，成为意义的对象或主体，而非意义本身了。[32] 确实如福柯所说（见本文开头所引），对性问题的真正重视不在于“谈论性”；但更重要的是应该认识到，要深入理解性问题，就要求在根本处、或者说在西方哲学所说的存在论中做出性的区别。而且，正是这个区别使人直觉到，将性作为对象化的东西来谈论本身就已经是在掩盖性的原意了。 无性别哲学与受其影响的历史进程带来规范化、精确化、经济有效化和无止境的进步，同时伴随着思想与文化维度的贫乏化、无机化和单向化。波音洲际飞机和航天站是这种知识和生存方式的实物体现与形态象征。另一方面，有性别意识的哲学与文化带来的是生机化、多样化、有限化、技艺化、丰富化和可循环化，天然的、未遭人为破坏的生态系统是其象征。 所以，意识到性别的终极地位的哲学恰恰不会认为现实人的和文化的性（gender）是由某种现成的“性本质”或“性范畴”所规定的，就像毕达哥拉斯的对立表和西方二元化思维所总结的那些“男性/女性”特征规定一样。现实的性别是在人的哲理视域和话语方式中，由人的生存活动与机缘共同构成或生成的。不过，这也不等同于文化性别（gender）与自然性别（sex）的二元论或不相干论，或认为现实-文化的性别可以完全由人自己来控制或修改。自然赋予性的区别，结果是丰富多样的世界、人生与性格。中国古代哲人会这么想：没有人能否认日月、天地、阴阳、雌雄的区别，但这区别的真正意义或后果不是规范，而是生成。“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系辞上》11章）无阴阳焉有太极？然太极图之阴阳非是“是非”，而是“氤氲化生”（《系辞下》5章）之“天地男女”，所以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曲线柔妙而化意醇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系辞下》8章）不然何以称“阴阳”、“乾坤”而不曰“真假”、“善恶”？尽管如此，“上下无常”却不是“上下无别”，“刚柔相易”亦不是“刚柔混淆”。否则的话，向我们迎来的就不只是“变性”之“人妖”，更有无性之“克隆”，整个人生与文化的克隆。 张祥龙 壬午年仲秋乙酉日（西元2002年9月14日） 草就于北大畅春园望山斋 本文篇名、摘要和关键词的英文翻译： “Sexual Difference” in Chinese and Western Traditional Philosophies. Abstract: The awareness of “sexual difference” deeply affects the basic features of a philosophical tradition. Traditional western philosophy had no such awareness, while the main stream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philosophy showed this consciousness in “yin/yang” and its varieties. The difference brought out quite a few distinctions between the two traditions, manifested for instance by the pairs: interplaying or interdependent relation/independent substance, dynamic/rest, family/individual, arts/sciences, etc. The last part discusses the female status in the two traditions, touching some issues raised by feminism. Key words: gender, sexual difference, ontology, Book of Changes, yin/yang. -------------------------------------------------------------------------------- * 此文的写作得到北京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计划经费资助。 [1] 在当代讨论性问题的学术话语中，生物之性（sex）与社会文化之性（gender）是被区别开的。［参见安乐哲（Roger Ames）“中国的性别歧视观”，《和而不同：比较哲学与中西哲学会通》，温海明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54页。］本文主要涉及中西传统哲学对两性区别（sexual difference）的态度与效应。就此而言，这里主要关注的是“gender”的问题。但从以下的讨论可以看出，“sex”对于“gender”的形成有内在关联。 [2] 《福柯集》，杜小真编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290页。 [3] 同上书，309页。 [4] 同上书，309页。 [5] 同上书，294页。 [6] 安乐哲教授有“中国的性别歧视观”一文，十分精彩。见其新作《和而不同：比较哲学与中西会通》。此文涉及到性别与哲学的关系，但着眼点是“性别歧视”（本文第四部分将分析这个问题）而非性别在哲学中心问题上的表现。 [7] 《论语》，阳货第十七，第2章。简写为17.2。以下引用《论语》时只在行文的括号中给出“《论语》”和简写数字。 [8] 《吕氏春秋·本生》。 [9] 参见弗洛依德《精神分析引论》，高觉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三编，20－21讲。“以生殖为性的定义，我们因为嫌它太偏狭，已不再采用了。……因为性的倒错［虽有“性”的含义，却］足以妨碍生殖的目的。”该书253页。按照弗洛依德，人的原初的（比如婴儿的）为享乐而享乐的倾向中具有性的含义。（该书247页）所以婴儿有性生活，其不健全的发展导致精神病与性倒错。 [10] 《残篇》6。译文参见《古希腊哲学》，苗力田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93页。 [11] 《残篇》2。 [12] 本文开端所引的马克思的话——“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最自然的关系。……只有自然主义能够理解世界历史的活动”——并不属于黑格尔式的辩证法思维，而是年轻的马克思热情思想的天才闪光。但他似乎没有沿着这条“自然主义”道路前行，而是发展出了一种政治经济学化的劳动主体主义。 [13] 梅洛－庞蒂（M. Merleau-Ponty）：《知觉现象学》，第一部分第五章，“在其性的存在中的身体”。英文版：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tr. Colin Smith,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62, “The Body in its Sexual Being”, pp.154-173. [14] 按现在可及的文献，“阴阳”连读的最早记录出于《国语·周语》中“［西周太史官］伯阳父论地震”一段，时为“周幽王二年”（西元前780年）。 [15] 见《周易》经文“乾”卦的卦爻辞。 [16] 参见拙文“象、数与文字——《周易·经》、毕达哥拉斯学派及莱布尼兹对中西哲理思维方式的影响”，将发表于《哲学门》第五辑。 [17] 见《周易译注》，黄善祺、张善文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45页。 [18] 以下引用《周易》时将只在正文的括号中直接给出出处。 [19] 《周易译注》对这段话的注解是：“絪緼，……此处指天地阴阳二气交感绵密之状；醇，犹‘厚’，指万物因二气交密而化育醇厚。……男女，泛指阴阳两性，《集解》引干宝曰：‘男女，犹阴阳也。’構，交合。《来氏易注》：‘男女，乃万物之男女，雌雄牝牡，不独人之男女也。’又曰：‘夫天地男女，两也；絪緼構精，以一合一，亦两也，所以成化醇、化生之功。’”见《周易译注》，588页。 [20] 参见拙文“仁与艺”。。。？[本站载：http://www.zhongguosixiang.com/philosophy/2013/0713/1473.shtml [21] 参见杨效斯“家的哲学纲要”，《留美哲学博士文选：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牟博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267－335页。 [22] 关于这个问题，可参见本文作者的文章“中国古代思想中的天时观”，《从现象学到孔夫子》，商务印书馆，2001年，204－228页。 [23] 不过，在主张“反者，道之动”（《老子》40章）的道家那里，贵贱的深层意义也是可以颠倒的。《老子》：“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2章）“故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39章） [24] 朱熹在《周易本义》中注解坤卦初六爻时写道：“夫阴阳者，造化之本，不能相无，而消长有常，亦非人所能损益也。[此是阴阳相济论。] 然阳主生，阴主杀，则其类有淑慝之分焉。[此为阳阴贵贱论。]故圣人作易于其不能相无者，既以健顺仁义之属明之，而无所偏主。[相济] 至其消长之际，淑慝之分，则未尝不致其扶阳抑阴之意焉。[分贵贱] 盖所以赞化育而参天地者。其旨深矣。（加重号乃引者所为。以下同） [25] 引自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616页。 [26] 安乐哲（R. Ames）：《和而不同：比较哲学与中西会通》，温海明编，北大出版社，2002年7月，162页。 [27] 参见安乐哲书《和而不同》，160页。 [28] 同上书，161页。 [29] 当代女权主义面对的理论陷阱与寻求出路的艰难反映在以下这一段话中，它摘自一本讨论著名女权主义者露丝·伊莉格瑞（Luce Irigaray）的书：“伊莉格瑞面对这样一个两难：一方面，正如莫伊（Moi）有力指出的那样，‘从政治上讲，为了抵制那种将女人当作女人来精确界定（define）的父权压迫，女权主义者们有必要将女人当作女人来辩护（defend）’；就此而言也就有必要来界定一个女性的身份或特殊性。另一方面，一个人怎样才能在界定女性的特殊性时不再次陷入她要脱开的父权制的形而上学框架（patriarchal metaphysical framework）之中呢？读者们似乎想在伊莉格瑞书的书中找出对这种两难的解决方案，希望她能指出出路之所在，也就是提供某种陈述或‘关于女人的理论（a theory of woman）’，它能避开其它同类理论未曾逃脱的圈套与陷阱。但伊莉格瑞写道：‘如果要构造一个关于女人的理论的话，我觉得男人就够了。’‘作为女人来说话（speak as woman）不是去说关于女人的话（speak of woman）。该做的并不是去制造出拿女人当对象或主题来议论一番的东西。’……伊莉格瑞并不想告诉我们‘女人’是什么，这恰是女人们要去集体创造出来的东西。她在其著作中要做的是去暴露父权制的基础，特别要显示它在那些被人们一直当作关于普遍性和理性的高超研究、也就是哲学中也在起着重要作用。在这个暴露的过程中，构成哲学的（或应该构成哲学的）概念被深刻地动摇了，因为伊莉格瑞正在研究理性的感情基础（the passional foundation of reason）。”（引自Margaret Whitford: Luce Irigaray: Philosophy in Feminine, London: Routledge, 1991, pp.9-10） 伊格莉瑞对西方传统哲学的“父权制的形而上学框架”的深刻性有相当的认识，但避开理论问题，只是“作为女人来说话”似乎也不足以深刻动摇传统西方哲学的基础。而研究“理性的感情基础”也似乎还是处在传统的二分法之中。 [30] 安乐哲书，161-162页。 [31] 即“本性”与“两性”是否有内在关联的问题。 [32] 参见德里达《声音与现象》第七章所表达的这样一个观点：意义的原本结构是非对象的、非主体的。英文版Speech and Phenomena （David B. Allison英译，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3），92页，96-97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