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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外新儒家的学者里面，唯有徐复观以思想史的研究成名，他通过对经典的具体解释重新梳理思想史的学问之路在新儒家的其他学者致力于将中国哲学进行形而上学建构的潮流中确乎是一个反叛。他有着学术的独创精神，这种独创来自他对古典的深入理解。他以为，对古代思想史的理解就是对古代思想的解释，并由此面对这样一个基本问题：如何理解中国古代思想——这涉及到如何重估中国思想的价值。他十分重视中国古代思想的特殊性——不能用西方哲学的逻辑思辨进行体系的建构，对中国思想的形而上学建构只能使我们离古代思想越来越远，建构的体系越完善，离古代思想的本来的意思就越远。 徐复观坚持以知人论世为基础的“追体验”解释学方法，这种解释方法强调我们必须用古代思想家自己的方式来理解他们，这也与深受西方当代解释学影响的当代中国解释学所采用的方法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在中国当代解释学中最受重视的莫过于伽达默尔和保罗·利科，他们的解释学以语言文本的理解为核心，提出了一系列的解释学理论试图跨越阅读与误读的界限，指出了误读的不可避免性，提出了“前理解”与“视野融合”、“解释学的循环”等解释学理论作为补充。而徐复观在“人文逻辑”的基础上运用的“追体验”对中国古代思想与艺术的解释学实践却对西方解释学在中国思想解释中的价值提出了怀疑，他让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在中国思想的解释中，必须对西方解释学的理论采取审慎的态度，了解西方解释学的限度。徐复观的思想史的解释实践也建立在古代思想文本并非总是只有表面意义的原则之上，他反对解释者游离于任何限制之外，认为文本可以随意的涂抹上解释者的主观色彩。徐复观认识到在文本的客观性与理解的主观性之间存在着一种张力，但他认为：我们必须通过“追体验”的方式理解古代思想的本来面目，他坚持古代思想的原意应该是支配我们理解古代思想的基本原则。 一、 牟宗三曾经说徐复观是一个现实感很强的人，徐复观之所以在知命之年脱离政治转而从事学术研究，也是来自他强烈的现实感。他的现实感就是近代以来中国国家所遭受的苦难，文化遭受的危机。他后半生的学术生命可以说完全是来自前半生由时代的感愤激荡而成的，徐复观面对的是进入现代社会之后，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如何重建的问题。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的传统文化遭遇了什么异变呢？简单的一个回答就是：她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横行而来的西方文化顶替掉了，而且其核心价值观念也正在被全球化过程进一步冲击。他说：“自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完全面临着亘古未有的新情势。在当时，传统文化，对此一新情势，是表示无能为力，欲求自救，势必另辟新途”。① 民族文化的危机来自内部还是外部，如何应对这些危机成为新儒家的学者们始终忧虑的问题。在很多西化派看来，弘扬和推动中国民族文化的价值体系是一种保守和落后于时代，逆潮流而动的行为。为此新儒家提出必须要重建传统文化，以应对来自西方和现代的双重挑战。在徐复观看来，民族的自信心与自豪感这是任何一个民族进行重建的文化基础和力量源泉，中国在近百年所遭受的痛苦与磨难，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文化本身所造成的，或者中国文化的本来面目是怎样的，这是任何一个在这块土地上生存的人们进行文化反思和批判的前提，反思与批判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对象。对徐复观而言，重新的反思文化就要对整个的文化进行思想史的清理，对整个中华文化进行重新诠释。 可以说，在新儒家或者说在整个上世纪的中国学者身上，包括徐复观，都有着这种强烈的文化危机意识，他们身处于中西文化的冲突当中，希望通过对西学的引进来达到对中国传统的重建。一方面，我们的问题意识是由西方的文化冲击而来。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的图书分类方法实际构成传统的学术门类划分，明显缺乏科学性，已经不能适应现代人文发展的实际，中国现代的学术系统是参照西方的现代学术规范而建立起来的。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西方人有自己纯粹的西学，而中国的现代学术往往是在以西学作为参照系，或者运用西方的方法作为工具来分析中国的传统学术，已经没有完全意义上的中学。因此在现代中学研究里，潜在的都是以西学作为一个比较和参照系，也正是通过与西学的比较，使他们之间互相发明，使中学获得新的意蕴。徐复观认识到：“不能了解西方有关的东西，便很难真正了解中国传统的文化。因为我们是要站在现代的立场去了解传统……我们对传统的东西，必须重新评价；而今日评价的尺度是在西方，我们应当努力求到这种尺度。”② 在中西比较中，中学不应成为西学理论普遍性在中国的一个注脚。西学只是一面镜子，而不是可供一味效仿的标准。通过比较使传统获得新的阐释和现代的生命力。可以说中西的比较研究，对西方现代学术思维方式的尊重是徐复观的学术自觉。他说，“我常常有一个想法，希望能在世界文化的背景下来讲中国文化。所以我在东大开文心雕龙的专书以前，最大的准备工作，便是摘抄了约三十万字的有关西方文学理论批评的东西。”③ 因为在他看来：“西方的思想是磨刀石”，总之，徐复观认识到中国学者在治学的时候已经不能脱离作为思想资源与方法论资源的西学，纯粹的中学实际上已经是不可能。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把中国传统的学术通过西化而来个所谓的现代转换，我们应该首先是真正的了解和认识传统的本来面目，就象古人自己那样理解他们。徐复观对此有着十分自觉的认识，他通过对中国现代学术转型期研究方法的深刻反思，从而提出自己通过思想史研究而总结出的方法论。他自觉的探索研究中国思想的解释的新的范式，他说：“中国哲学思想有无世界地意义，有无现代地价值，是要深入到现代世界实际所遭遇到的各种问题中去加以衡量，而不是要在西方的哲学著作中去加以衡量。面对时代的巨变，西方玄学式的、与现实游离得太远的哲学思想，正受着严重的考验。我们‘简易’的哲学思想，是要求从生命、生活中深透进去，作重新地发现，是否要假借西方玄学式的哲学架子以自重，我非常怀疑。我们在能与西方相通的地方，可以证人心之所同；我们与西方相异的地方，或可以补西方文化之所缺。这也和我们要吸收西方所有、而为我们所没有的，以补我们之所缺，是同样的道理”。④ 因此，中国现代的学术研究的问题关键的不在于是否接受西学，而是接受的态度与方式，如何做到融合贯通，使得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在西方的思想的参照中获得全新的意义，从而能对现代的世界作出贡献，体现自身的价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