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承继的创造 但费孝通是一位现代的学人。这就注定了他不是儒家的辩护者、卫道者，也不是历史中国的知识和传统的固守者。在一种广义上，他对儒家思想是有贡献的，如果不是把贡献仅仅理解为阐释和捍卫儒家命题的话。 首先，鉴于历史上的儒家思想一贯坚持的是纯阐释学传统，那么费孝通实际上开始了（如果还不能说创造的话）现代社会科学的儒家思想传统；这无论对错功过，也无论后人如何评价，都是对儒家思想的一种丰富。 典型表现之一是《生育制度》对乡土中国婚姻家庭继承制度的分析。费孝通充分演示了其发生逻辑、效用和结果，不仅颠覆了自由恋爱为基础的现代婚姻制度的先验道德优越性，而且在其中“单系偏重”一文中从社会整体合理性角度有效回应了自由主义话语对中国农业社会中财产继承问题上男女不平等的指控。[17]这些分析讨论支持了与儒家思想相联系的一些乡土中国的实践，但不是诉诸权威，而是运用了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 由于上述这一点，其次，由于在社会科学层面展示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特点以及传统儒家思想和制度的语境合理性，因此他也必定展示了儒家思想对于在世界变化中的近代中国的局限性，以及在当代变革的必然性。这也就在理性上界定了儒家思想和实践作为制度的边界，界定了儒家作为社会理论、政治理论和意识形态的历史性。而这一点是前辈学者，无论是儒家还是其他学者甚至没有想过或做过的。 因此，费孝通并不固守中国的儒家文化传统，他深知中国社会有许多问题，在理解传统中国乡土社会的同时，他也隐含了众多批评。费孝通先生是变革导向的，是具有批判精神的。上一节中引证的费孝通对“礼治”的分析就是一个例证。其中既有对“礼治”历史功绩的适度赞扬，又隐含着费孝通对“礼治”的批判以及对“礼治”之未来的一个预测，即在如今这个变迁很快的时代中，法治必将取代礼治作为现代社会的主要治理形式。但与激进派学者的批判不同，费先生从来没有从规范层面上批判，而是在理解层面上批判，不是道德的批判，而是社会科学的批判。他不讨论儒家传统的思想和制度在绝对意义上的对错，是否优于西方的思想；而仅仅是指出，面对二十世纪的世界，中国人如果要活下去，富裕起来，为什么儒家思想和实践是不够的。 费孝通的论证或结论并不一定，也不大可能，完全对；有些可能就是错了；但他的思路是给人启发的，即任何文化和制度都是为了人民或一个民族的生存，而不是为了实现某个或某几个先天综合判断，实现上帝的或其他的道德权威的绝对命令。他不想“为天地立心”，也不想“为万世开太平”。作为一个条件判断或设言判断，“天不变道亦不变”，是对的；但作为直言命令，这个命题一定是错误的，因为二十世纪的“天”（社会给定条件）已经变了，因此中国社会文化制度（“道”）一定要变。费孝通在为儒家思想辩护之际，对其文化表达是有所“损益”的，损或益的标准并不是“真理”或“心”，而是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中国人的整体利益。 费孝通先生因此，似乎完全背离了据说是因儒家“重义轻利”而形成的鄙视工商的传统。他自称一生以富民为追求。不仅他的第一部重要著作的关注问题是《江村经济》，而且在之后《重访江村》和《三访江村》中，[18]他也一再以翔实的数据和细致的分析先是表明了副业（其实已经包含了一部分手工业）后来是工业的重要性，他指出“发展前途最大的显然是工业”，明确提出了“工业下乡”的主张。[19]他显然要比后代儒家更重视社会的物质生产，重视社会的物质财富对于人民安居乐业，对于整个社会发展的重要性，而不是把狭义的文化表达视为首要。 但这真是对儒家传统的背离吗？若是同首先强调“富之”和“足食”的孔子相比，[20]似乎费孝通先生比那些更多强调教化和心性的后代儒家，包括发表中国文化宣言的新儒家们，都更像孔子。而且，重利就一定轻义吗？就一定是小人吗？在1980年代初，费孝通不顾当时种种非议和压力，大力支持发展社队工业。[21]这难道不需要或正是儒家赞美的那种人格力量吗？1990年代初，有学生到苏南调查回来告诉我，一位苏南乡镇企业家直言，大意是，你们知识分子没有一个替我们农民说话，只有费孝通！ 第四，尽管是社会科学的进路，但若是从思路上看，费孝通先生坚持的更像是早期儒家“格物致知”、因此更为经验主义的知识传统，拒绝了宋理学、明心学和现代新儒家的理念主义传统。不是从阅读文本或自我反省中获得知识，他关注社会生活经验，见微知著，非常善于从日常社会生活现象中提炼问题并将之有效转化为学术讨论。并且由于格物致知，注重经验，不强调内圣外王的菁英主义和形而上学，在我看来，费孝通还恢复了至少是早期儒家的那种平民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知识传统：“子不语怪力乱神”，“六合之外，存而不论”，强调“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事实上，都不用看文章本身，只要看看前引费孝通诸多著作的平实标题，再对比一下——比方说——诸多现代新儒家的著作的题目，诸如《文化意识宇宙的探索》和《道德理想主义的重建》[22]就可以察觉谁更多继承了《论语》和《孟子》的朴素风格。 第五，由于表达是社会科学的，而不是诉诸直觉或顿悟，具有抽象性和一般性，可以作为方法而延伸到其他相关领域并在大学传授，费孝通不仅在这个时代解说了，更是创造了儒家思想表达和传播的现代话语形式。他的话语远比那种试图更多以对中华文化的坚定信念和宗教情操来影响读者的新儒家更可能赢得了“五四”之后特别是“文革”之后的年轻一代，并同世界的学术话语相沟通；因此，在比较温和且愿意思考问题的现代知识分子中，费孝通获得了远比新儒家更为广泛和深刻的影响力。[23]由于这一点，费孝通为中国儒家文化传统和智慧在现代话语世界中赢得了一个不是基于信仰或激情，而是基于理性和智识的立足之地；这意味着，他为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赢得了未来的话语表达，中国文化的自我表达有望逐渐强健起来。正是基于这一点，我认为，费孝通是创造性地承继了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建构了中国文化和制度上创新的可能性和根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