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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受儒家文化影响下的古代中国人的交往及实践具有如下特征：整体主义至上，重人伦、讲亲缘，人性化的情感交往，重视和谐与信任。同时，由于儒家文化根植于中国农业文明的土壤之中，因而在其交往与实践中也有保守狭隘性、独立自我的缺失、偏狭的整体观、互相防范的信任危机等缺陷。 一、交往伦理理论和实践的特征 （一）整体主义至上 儒家文化特别注重将宗亲关系推及整个社会，认为个体不能脱离家庭、亲友、社会和国家而生活。因而特别重视整体的作用。把个体对整体的责任无限放大，高扬整体而贬低个体。倡导大一统的整体主义。这就必然导致中国人在人际交往关系中特别重视整体的作用。在人己关系上，儒家认为人首先是群体的存在。人之所以为人，在于人能“群”。荀子说：“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荀子•王制》）“人之生不能无群”，“离居不相待则穷”（《荀子•富国》）个体的存在和发展必须依赖于整体力量，如果个体彼此隔绝，势必难以生存。因而，儒家主张以群体为重，从群体的利益出发来处理人己、群我关系，要求人们牺牲个人、奉献社会、奉献国家。 （二）重人伦讲亲缘 儒家诞生时起就强调人际交往关系应以“仁义”为基本准则。孔子认为：“仁”即“爱人”，“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德，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仁义。”（《礼记•礼运》）人与人之间的友爱、恭敬、谦让、温和、互助与和谐，提倡孝悌、仁爱，通过“爱人”来达到整个社会的和谐统一。古代中国人际关系以人伦为本，首先体现在中国人所特别注重的在家庭关系上讲求“孝亲、慈幼”。“孝亲”即敬养父母，是子女应尽的义务；“慈幼”是做父母的对子女应尽的的教养之责。而处理家庭交往关系的主要内容是单向服从，子女、妻子、家庭普通成员对于父母、丈夫、家长的服从关系，这样，家庭交往便明显带有道德性与等级性。其次，以人伦为本的人际关系还体现为，中国人善于将血缘关系的伦常推 至整个社会关系，对他人讲礼尽义、谦和修睦。这样一来，中国社会的人际关系便全部伦常化。儒家认为，整个社会的基本关系就是夫妇、父子、兄弟、君臣、朋友五伦，把本来没有血缘关系的朋友、君臣关系加以抑制血缘化。朋友往往以兄弟姐妹相称，或通过结拜关系“拟制血缘化”，这样不是同胞胜似同胞；同样，在家国同构的社会里，君臣关系也渗透着亲缘人伦。君主是国家的家长。通过这种讲亲缘重人伦的交往，无疑起到了维系稳定家庭和社会的作用。 （三）重和谐与信任 儒家交往传统强调追求和谐是人类最高的价值取向。表现在人际关系上，特别讲求和谐，提倡“和为贵”，视和谐为人际关系中的理想状态，把和谐作为现实人际关系追求的重要价值目标之一。“和”最初的含义是不同东西结合达到的平衡，有别于“同”。它意味着允许不同个性和对立面共同存在。这一点体现在《论语•子路》中孔子一句大家耳熟能详的话语录：“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有这种“和谐”理念，古代中国人从孩提时代就被灌输“守规矩”，人际交往必须谦卑有礼，凡是须做到中庸，对自己有所约束。讲“信用”确乎是儒家交往的一个特点，也是优点。儒家把仁、义、礼、智、信“五常”作为基本的人伦，规范着人与人的关系。 （四）人情化色彩浓郁 儒家文化为人际关系抹上了浓郁的人情化色彩。“人情”是人际关系的纽带，是人际关系的“粘合剂”。《礼记•礼运》说：“何谓人情？喜、怒、哀、乐、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这恐怕是对“人情”的最原始的界定。前面论述儒家交往的一大特征：重人伦，讲亲缘，这种人伦关系，亲缘关系完全是建立在人情化的基础之上的。因为古代中国人际关系中的“人情”逃脱不了血缘关系的阈界。人情明显体现亲缘的特征。“人情”的外在表现形式是“面子”，而“面子”则构成中国人际关系结构的一个重要因子。它具体地调整着中国社会人际关系的一个最基本的“调节器”。故此，“爱面子”是古代中国人内在人格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在人际交往中特被注重的方面。人情化交往在人与人关系上蕴含着温情脉脉的因子，使中国社会充满人情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