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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当我们以我推荐的方式思考概念的内容时，不仅能认识到信念如何能够批判概念，而且能认识到概念如何能够用来批判信念。因为我们正是用那些结合在概念之中的有具体内容的推理，来详细说明各种有希望成为信念者的前提与结果，即表明我们会让自己承诺什么，什么让我们有资格担负这样的承诺，以及什么与这些承诺不相容等等。一旦我们接受这样的观点：隐含于概念中的推理性规范，原则上能够根据作为特殊信念的证据来修正，那么概念性的和经验性的权威就似乎一枚硬币的两面。对我们的概念进行理性的辩护，依赖于发现事物是怎样的（即从什么实际上得出什么），这在诸如“德国鬼子”这样有严重缺陷的概念的例子中是极其明显的。 根据概念所支配的信念之间的联系来调整我们的信念，同时根据与这些概念结合在一起的推理所预设的实质性信念的依据来调整我们的概念，这项理性反思的事业是苏格拉底引介给我们的。就统辖着给出和寻求理由的实践活动的论断而言，其间的理性的、规范性的联系是由自己带入语言游戏当中的，并有义务要求给出理由和辩护，而上述理性反思的事业就产生于此。说什么或想什么，弄清楚什么，就在于对概念的运用，从而也就是在理由空间中采取一种姿态，在给出和寻求理由的游戏中采取行动。我们谈论事物，以此发现事物是怎样的情况，而在此之前，该游戏的理由架构并未曾预先给定，因为什么是某某东西的真正理由，取决于这个东西实际上如何。但是，推理的结构本身能够成为各种论断和思想的主题，它能够以论断的形式而将自身阐释清楚：从什么会得出什么，哪些论断是支持或反对其他论断的证据，通过做出确定的判断或实施特定的行动，我们还使自己承诺了别的什么。就从德国国籍到野蛮残忍的倾向的推理而言，只要对其正当性的承诺在运用诸如“Boche”等概念上，仍然完全含混不清，那么，它就躲避了理性的细致审查。而当我们以清晰的条件句“如果谁是德国人，谁就是野蛮的、有残忍倾向的”来表达时，它就要受到理性的质疑和评估，因为这一判断将面临这样的反证：巴赫、歌德同样是德国人却没有残忍倾向。 推论性的清晰，概念的运用，就是康德式的统觉或意识。对于能够通过推理清晰阐明的概念性规范而言，只有借助它们，我们才能对任何东西有所意识，或推论性地意识到任何东西；而把这些规范置于推论性的清晰性当中，便是反思或自我意识的任务。这是哲学独具特色的表达性任务。当然，专门学科（如膜生理学）的从业者，也关心以一定的运用语境和后果，去揭示和批评在概念使用中（如可溶性油脂）所隐含的推理性承诺。正是对“任何东西”的强调，区分了哲学反思和在专门学科内进行的更集中的反思。我在前面把一个思想归于康德，这个思想就是把我们确认为独特的理性生物，即把我们理解为服从于某种规范性评价的生物，也就是说，我们是能够担负承诺和责任的，而根据可算是这些承诺和责任的理由的东西（以及它们为之提供理由的其他承诺和责任）清晰地阐释它们的内容，它们也就得到了概念性的清晰阐释。提供并配置用以表达的工具箱，在工具箱里装满概念，让这些概念有助于我们在一般意义上清晰阐明合理性和规范性的方方面面，这就是哲学确定无疑的义务之一。哲学的主题是一切外表之下的规范性和一切形式当中的推理。哲学的任务是表达性的，阐释性的。所以设计和制造专门的表达工具，并且通过使用来打磨和塑造它们，这就是各种哲学子领域从业者的工作。在最一般的水平上，推理上的联系通过条件句而得到清晰阐释，它们的规范性力量通过道义论上的（deontic）词汇而得到清晰阐释。哲学的不同分支可用它们处理和阐释的不同推理和规范性来区分，这就是说，可用这些分支所关心的“如果……那么……”或“应该”的各种专门意义来区分。因此，例如科学哲学家提出并运用条件句，用以系统地整理因果性的、功能性的、目的论的以及其他说明性的推理联系，而就那些由常识的、法律的、伦理的、审美的“应然”等等所表达的赞同之间的差异而言，价值理论家使我们对这些差异的意蕴的评价更为锐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