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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哲学形式和哲学内容的产生，根植于时代的根本性变化。自中国近代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国门以来，中西文化之争以及随之相伴随的中国现代化问题就成为两个孪生的文化哲学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讨论一直没有止息。但是，在今天，随着世界范围内各民族交往的拓展和加深以及我国现代化建设迈进到一个新阶段，这些问题已经在一个新的平台上展开。一方面，全球化过程已经拉开序幕，全球化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不同民族、不同地区文化形态的彼此冲突。其中，东方和西方、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的文化冲突是这场冲突的主要矛盾：西方发达国家借经济全球化之机，力图把自己的文化模式和价值观念普遍化，同化与自己不同的第三世界的民族文化；与此相反，第三世界各民族文化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感受到一种来自于发达国家强势文化的压力，纷纷强调本民族文化的个性，以其个性与强势文化相抗衡，中西文化之争这一老问题在新的更广泛的背景下重新凸显出来；同时，经济全球化是一种全新的生存方式，这一生存方式将形成一种全新的文化经验、全新的理论视野和价值依托，这就使得理解问题的范式有了转换，中西文化之争有可能在一个更高的平台上重新得到理解。另一方面，20世纪后20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心工作是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为现代化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这一建设在提高国民经济总体水平，促进经济繁荣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进入21世纪后，我国现代化建设已经进入一种以人的现代化为核心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总体现代化时期，构建和谐社会即应当是这种总体现代化内涵中的应有之意。在总体现代化时期，社会现实需要一种总体性的反思、批评和理性重建。我认为，这些变化在哲学上可以这样概括：一种新的全球化生存方式以及人的总体性存在方式将要成为现实，这应当是当前中国文化哲学产生的现实根源。 二 文化哲学研究自“五四”运动以来，伴随着中国现代化的艰难历程，曾出现过数次高潮。然而，以往的文化哲学研究往往以零散的现实问题为内容，这种实践动机影响了文化哲学理论体系的完善和系统化。随着总体现代化的反思诉求，文化哲学在学理层面的系统化，从而形成完整的文化哲学体系，已经成为进一步深化文化哲学研究的重要环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