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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目前，虽然人们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个性与秩序的复杂性关系，但只要意识到这些问题的存在，我们就不可能听之任之。对存在的领悟总是意味着某种应然的规范。笔者以为，从如下几点着手是十分重要和紧迫的。 首先，对个性发展、秩序稳定进行持续的反思性监控。从根本的意义上说，反思性是对所有人类活动特征的界定。随着现代性的发展，个体行动的反思性特征获得了普遍化，充斥在日常生活和哲学意识当中，并形成当代社会世界的一种一般的存在维度，直至被制度化为现代性的重要动力，当代的所谓高度现代性也被称为反思性现代性。作为现代性动力的反思性并不等于自我意识，它是根植于人们所展现、并期待他人也如此展现的对行动的持续监控过程，它体现了持续发生的社会生活流受到自我监控的特征。[7] 62同时，与内在于所有人类活动的反思性相区别，现代性的反思性是社会活动依据新的知识和信息进行自我修正的那种敏感性，而哲学社会科学在现代性的反思性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经由前述，风险社会所蕴藏的危机表明，一种良好的社会秩序状态，不仅要有利于个性的发展，而且应该对个性发展可能导致的非线性后果有超前反映、反思监控的作用，将危险尽量减少。为此目的，我们必须真正地发展和繁荣哲学社会科学，充分发挥其社会反思的功能，有意识地进行个性、秩序的研究，对现实的个性与秩序的关系状况进行持续的反思性监控，以便个体或社会作出及时修正。 其次，从个人来看，应在清除虚幻意识形态的同时确立一种类的责任意识。对于个人而言，尽管理性总是有限的，但审慎的理性行动在当代比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重要，作为对个性进行制约、规训方面的人的社会化更需要一种类意识、类责任的培育。在一个个体本位的时代，由于表面上的自身独立性往往声张的是个体的权利，而认为个体的许多行为是纯粹私人的。可是，在全球化的当代阶段，人活动的意向性与外延性的强相关性使得传统的责任观已经遭受质疑。我们不仅需要责任意识，而且需要的是一种类的责任意识。同时，我们的责任意识不光是一个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它还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正因为如此，这种类的责任意识不仅应该超越个人主义、小集团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等种种虚假的意识形态，而且应该成为个体权利、个性自由是否合理的一个限度标准：自我决定和自我实现，只有不脱离对人类同伴的责任和对我们居住的地球的责任的时候，才是合理的。就个性的主体性而言，自由自觉的活动必然包括对自己活动受动性的深刻认识，对受动性的认识恰恰是主体能动性的最高表现。 最后，走向公共性的追求。如前所述，个性与秩序分别代表着人的活动的主体性、意向性、差异性与受动性、外延性、同一性的方面。追求个性与谋求秩序都是当代之所需。换言之，个性与秩序的矛盾问题是如何在一个差异多元的条件下获得某种同一的问题。传统的方式要么强调同一（秩序），要么强调多元（个性），都不能很好地解决问题。合理的解决途径是从两极到中间——走向公共性的追求——这也是罗尔斯、哈贝马斯、泰勒、阿伦特等当代西方诸多大家的着眼之点。就其原初涵义而言，公共性是与个体性、私人性相对的。今天，公共性则更应当理解为对多元的个体性、私人性和同一的普遍主义、极权主义的双重超越。对于个体而言，公共性意味着超出自身去考虑他者并获得自我在场的现实体验；对于社会而言，公共性则意味着一种“让公开事实接受具有批判意识的公众监督”（哈贝马斯语）的秩序建构原则与价值理念。无论是对于个人还是社会而言，走向对公共性问题的关注都是其成熟的重要标志。“在公共世界的条件下，现实主要不是由组成这一世界的所有人的‘共同本质’保证的，而是由这样一种事实来保证的，即尽管角度不同，因而看法各异，但每个人关注的总是同一客体。”[8] 45归根到底，公共性的存在论基础就在于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共在于世——“‘公共’一词表明了世界本身。”当然，这个世界“并不等同于地球或自然。它更多地与人造物品以及人类双手的创造相连，与共同生活在这个世界中的人类的事务相连……这个世界就像一件中间物品一样，在把人类联系起来的同时，又将其分隔开来。”[8] 40只有关注和着力于公共性，个性与秩序才是同时可能的。同样，正是在公共性的讨论中，对个性、秩序的反思性监控，对虚假意识形态的去蔽才是可能的。（作者：沈湘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