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詹姆逊 资料图 论文摘要：自詹姆逊2002年在华进行了两次关于现代性的演讲后，一直被不少国人视为后现代主义理论大师的他似乎一夜之间就变成了现代性的鼓吹者，人们对于其文化立场及批判指向的转变顿时陷入茫然与困惑。为此，本文试图在分别解析其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理论的基础上，揭示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其中的辩证法思想在其文化批判中的最终决定作用，从而在理论本源方面对其前后论断客观存在的某些矛盾性加以总体性阐释。 作为美国当代最重要的左派文论的领袖，詹姆逊不仅为自己赢得了世界声誉，被西方学术界公认为是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而著称的“三大思想家之一”，而且同时也是一位对发展中的中国理论界影响尤其巨大的当今最重要的文化批评家。上个世纪80年代他曾应邀到北大讲学，专门讲授文化批判与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关系及其意义作用的问题，其讲稿后由唐小兵整理翻译为《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于1986年在中国出版了。客观地讲，该书应属中国后现代理论的启蒙读物，此后引介、研究后现代主义思潮蔚然成风，短短的十几年间，国内竟然兴起了“后现代热”，詹姆逊也因此被某些学人称为中国后现代主义的开山鼻祖。 毋庸置疑，詹氏对后现代主义还是有一些中肯、甚至是积极的评论—尤其是对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精神，并以其对后现代主义的独特且充满个性的研究而扬名学术界。但事实上，他既非后现代主义者，也非后现代主义的拥护者，而自始至终只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误认的根源在于尽管他确实是怀着强烈的批判态度介人后现代主义研究的，并最终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后现代文化现象迟早要随着晚期资本主义一起消亡，而未来的社会主义文化必将取而代之。然而这种批判是与他对晚期资本主义的总体批判一起进行的，而且整体来看，批判得又过于微妙，加之，他本人确实对解构主义颇为青睐，所以有时他和后现代主义的关系显得不清不楚，招致许多误解。其实要澄清这一点亦非难事，最好的理论工具就是马克思主义，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它也是破解其现代性理论的密码，以下即分而论之。 (一) 首先还是让我们把目光聚焦到詹氏的后现代性理论上吧，确切地说，詹氏的后现代性思想是在对当时几种有影响力的后现代性理论的反思基础上逐渐形成的。我们先来解读一下吉登斯的后现代性理论，在他眼里，后现代性不过是现代性的翻版，因此后现代性话语在某种程度上是夸大其词甚至显得矫揉造作，他认为目前的要务是把现代性的后果“激进化”;而利奥塔的观点却与之迥然不同，不但相信后现代性确已存在，并对各种领域中出现的后现代性变化表示欢欣鼓舞;至于哈贝马斯，则在处理后现代性问题时表现出鲜明的“现代中心论”倾向。 与以上诸位后学家最大的不同是，詹氏并不急于表现出自己对后现代性的价值立场，而是首先揭示后现代性与晚期资本主义的关联。他把晚期资本主义看作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近的阶段”以，并认为只有在晚期资本主义这种框架中，后现代性所表现出来的样态才能得到辩证的理解，他将后现代主义置于与晚期资本主义体系相连的总体性的文化变革中进行评价。正如他本人所述，“我要试图探索的是:‘后现代’到底如何以晚期资本主义整体逻辑里的主导文化形式呈现于社会生活中”。 为了避免对后现代主义进行简单的、道德主义式的批判，而“尝试在‘历史’中探索当前的时代意识，企图以真正的辩证法来正视问题”。因而一方面，基于解构主义精神，他承认就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文化的反动甚至决裂的角度来看，后现代主义具有某种“原创性”，是值得一定程度的肯定和认真对待的，特别是其中的民族主义、民主主义、女权主义、反精英主义、第三世界主义等等，就此方面的言说来看，他是把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关于正在出现的世界的新思维方式和存在方式的文化来正视的;但另一方面，因为发展至今的后现代性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沦为了一种虚无主义、相对主义的哲学，他也对其种种浮出水面的负面性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如后现代主义将导致的真理消失、原型退场、叙事瓦解、主体死亡、意义缺省、历史断裂等严重后果，原则已变得不再重要，一切都可以拼贴，一切都只是幻象。 “我们的世界，起码从文化上来说是没有任何现实感的，因为我们无法确定现实是从哪里开始在哪里结束。混沌中的人们，意识只能为消费时尚所左右。他把这种景观概括为“经济的文化化与文化的经济化”，并敏锐地指出“在文化领域中后现代性的典型特征就是伴随形象生产，吸收所有高雅或低俗的艺术形式，抛弃一切外在于商业文化的东西”。也就是说，在后现代，一切都成了商品，甚而包括形象和理论。 由于坚信没有社会总体性的概念，就没有未来社会主义政治的可能，他明确宣称:“应该抵制后现代社会的某些特征，其实也就是晚期、但同样彻头彻尾的资本主义文化体系之逻辑的一部分;这些特征从内容到形式完全融人到商品生产和消费中。事实上，后现代主义一定程度上再造甚至强化了晚期资本主义的逻辑，它表面上倡导解构、去中心、差异、多元、异质、共生，实际上却造成了全球文化趋同，美国的“文化帝国主义”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因此，从本质上来说，它是一种阻碍对社会进行变革的文化。詹氏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的批判方法，最早发现了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发展的逻辑，揭示了资本主义文化意识中的经济、权力和政治与生产方式的关系，其后现代性理论有着过度的整体性及总体化倾向。 另外，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正因为他一直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和总体论思想，因而能透过纷繁的社会现象，洞悉到了当代西方社会文化的内在矛盾，是同资本主义的逻辑和商品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真相，其反思和批判后现代性的力度自然比其他形形色色的后学家及以往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都要深刻得多。 (二) 20世纪90年代以前，詹氏对于现代性问题的关注及研究总的来说是零零星星、忽隐忽现的，可是近几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蔓延与扩张，及相关的“文化转向”问题促使现代性话语再度“复兴”。一直专注于进行“当下本体论”工作的詹氏不可能对当前世界形势的变化视若无睹，2002年其最新的专著《现代性的神话》的出版，可以说就是他关注现实并逐步深化了对现代性的认识后在理论上所作出的呼应。 在该书中，其对现代性问题思考后的四点提纲如下: 1.我们必须把现代性概念历史化、阶段化。 2.现代性不是一个概念，而是一个叙事范畴。 3.一种拒绝叙事的手段就是坚持从主体性的角度看问题，只有现代性的历史境遇才能够获得叙事形式。 4.任何有说服力的现代性‘理论’都必须认真对待后现代性和现代性的断裂这个假设。” 因为首先“‘现代性”一词在詹氏看来，根本就是一个无内在统一性的指称，它实质上是由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文化所改造、所塑造的延异和痕迹。它是对历史上最早出现的“现代性”内涵的不断的、多种多样的“重写”，是在历史本义基础上的不断生成的“转义”，因而如果要研究它就有必要先把这一概念历史化、阶段化。同时由于它本身既不包含历史性，也不包含未来性，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又不是一个概念，纯然成了一个超乎历史之外的叙事范畴，于是“现代性”一词借助詹氏这一新的界定摆脱了现有的历史尴尬，最终还是回到了现代性的根本意义上来了。 而就当今的现实而言，他在文中一针见血地指明了，不管现在有多少种不同文化、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现代性，但终究这所有的现代性都附属于“全世界范围里的资本主义本身”，即所谓现在时态的现代性，就是资本主义性，‘.现代性”几乎以无中心的延异为一个确定的核心，这就是资本的全球化和殖民化。而“我们真正要做的是用那个叫做乌托邦的社会欲望全面取代现代性主题。其对以现代性面目出现的资本主义进行的批判是一以贯之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