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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如何阅读经典？ 所以，依笔者看来，《论语》不但是经典，还是哲学经典。下面，笔者想更细致地谈谈对如何阅读《论语》及其他哲学经典的看法。(16)笔者认为，对待《论语》和很多中西方历史遗留下来的哲学经典，我们都应该采用整体性原则。也就是说，应该把这样的一部哲学经典尽可能地看成一个整体，这个整体表达了一套内在一致的系统化的思想。但是，在对待古代经典上，自古至今，特别是在近现代西方学者和在西方“科学主义”影响下的中国学者当中（比如20世纪初的“疑古派”及其如“小学”学者李零这样的当代传人），这种整体性看法都受到了怀疑。比如，柏拉图的一些对话内部的各部分以及柏拉图的不同对话被有些人看作是柏拉图不同时期所撰，并不表达一个内在一致的思想。又比如，《庄子》的外篇、杂篇被认为不是庄子所作。晚近的一个对《论语》整体性的怀疑的极端表现，是西方学者E. Bruce Brooks与A. Taeko Brooks所撰的The Original Aualects(Btooks and Brooks, 2001)。 一般来讲，这些怀疑常常基于以下几个原因。第一，尤其是在先秦经典上，这些怀疑的一个论据就是在一本经典的各章节中的用语在语法上或文体上的不同。而这些不同的语法或文体又是产生于不同年代的，是不可能被通常以为的历史上的那个作者所掌握。但是，这些语法和文体真的产生于经典的公认作者之后吗？即使它们产生于这个作者之后，这些语法和文体在这部经典里的运用有多普遍？若不普遍，我们为什么不能保守地认为只是出现这些不一致的地方有问题，而不怀疑这部经典总体上的真实与整体性？甚至，我们为什么不能推测这些异常的地方也许是后来抄录者引入的？虽然这些抄录者使用了后来的语法和文体，但他们也许并没有改动经典的内容，或我们可以合理地祛除他们所做的变动。当我们想到很多古代经典并不是从原作者那里一帆风顺地传承下来，而是几经周折，我们就应该意识到上面的这个推测并不是彻底的无稽之谈。(17) 第二，对整体性原则怀疑的另一个原因是某部经典内部或属于同一个作者的经典间的“逻辑矛盾”。本文认为，如果我们对经典采取了一个整体性的态度，那么我们不但要重视这些矛盾，还要通过对经典的分析主动地寻找这些矛盾。但是，找到这些矛盾后，我们要做的不是匆匆地下断言说这个经典的作者不诚恳，或没想清楚以致前后矛盾，或其思想是分期的，而其不同时期的思想是不一致的。相反，我们要采取一种谨慎的态度。这个态度是基于尊重性的原则。也就是说，从古希腊和先秦以降的两千多年里，人类的哲学经典与睿智深刻的哲学家并不多。如果我们能在这样的哲学家所撰或所影响的经典里轻易地挑出含混不清的地方，那么我们应该得出的合理结论不是这些伟大的思想家没想清楚，而是我们没想清楚，没能理解他们的深刻言论。基于这种尊重，我们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不应该轻易地诉诸思想分期来解释这些经典表面上的思想分歧，更不应该轻浮地说这些先贤没想清楚。相反我们应该努力地寻找这些表面上的分歧或含混是否隐藏了更深刻的一致性。如上一节提到的，我们可以通过就对话体作为一种哲学的写作方式的理解，通过对经典中一些看似不同的论点的情境的掌握等，来解释经典中的表面不同。一般来讲，经典中让我们的思维和理解感到跳跃，感到有点跟不上的地方，也许恰恰是因为它们是经典，它们是睿智深刻的哲学家所写。正如尼采所说，“在山群中最短的路是从峰顶到峰顶：但是为了走这条路人必须腿长。格言应该是这些峰顶——而那些格言的对象应该是高远的”（转译自Nietzsche 1954，页40；《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一部分第七节，“论读和写”）。这也许是《论语》等中国古代经典常使用格言体的一个原因。对于这样的经典，对于经典中表面上的困难、含混、矛盾的地方，我们不应该掉以轻心、忽视、乃至蔑视，而是要意识到也许恰恰是这些地方才是更有意思的地方。我们应该给予它们更多的重视，运用中国传统哲学里讲的体悟与注疏，运用哲学解释学(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的方法，同时运用严格的分析和活泼的想象来发掘其涵义。 第三，有些人指出某本经典实际上是不同人所撰写。那么，这一判断的根据是什么呢？是仅仅基于对文本本身的分析所作出的猜测吗？我们上面已经挑战了由语言学或逻辑分析所作的猜测。并且，即使一本经典由多人所著，我们是否由此就可以断言其作者们没有成功地将这个经典系统化、完善化呢？ 在科学主义的影响下，一些人对基于语言学的证据、对论证的逻辑分析采取了一种并不科学的教条主义态度。但是，有点科学常识的人就知道，实验证据与逻辑即使在科学中也远没有外行人（这些外行人甚至包括科学主义者）想象的那么具有决定性。在对这些经典的理解上，证据在语言学与思想史中的决定性就更值得怀疑，而逻辑也不是唯一的和至高无上的哲学方法。当然，这里不是说我们应拒不承认任何语言学上的证据，而只是说我们应该对这些证据抱着科学的怀疑态度。这里也不是说不能使用逻辑的和分析的方法，恰恰相反，笔者认为这个方法很重要，只是这一方法也有其局限性。并且，即使我们通过分析与想象仍然无法解释经典中有问题的地方时，我们就应该诚恳地坦白我们不知道如何解释这段经典。在真正确凿的证据与分析面前，我们也应该承认有些经典也许在原初时就不是一个整体。但是，即使在后一种情况里，如果这部经典在历史上曾被当作一个整体，并有大哲学家成功地给出过整体的解释，那么，对这部经典应用整体性原则还是有意义的。比如，即使我们可以确定《老子》非一人所作，其作者们的目的也有不同，但是，基于历史上它长期被当作一个整体，而诸如王弼这样的注解者也基于这个看法而应用整体性原则对其给出过系统的哲学注解，我们今天对《老子》实行整体性原则仍然是有意义的。并且，更一般地讲，如果一本书只能被肢解成黑白分明的、互相之间缺乏联系甚至相互矛盾的教条的话，那么它就不应被视作哲学经典。所以，整体性原则是阅读哲学经典的自然方法，是一个采取尊重性原则的人，或一个有哲学视阈的人所自然采取的读经方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