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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价值差异与天下大同 一百多年来，西方文化作为一种强势文化，对中华文化形成很大压力，乃至一直有人疑问，如果和西方的所谓普世价值相比，我们是更应该强调儒家的统一性，还是特殊性? 必须指出，普世价值是由实际众多的个人与族群与社团逐渐实现与发展出来的，有其一定的内在的历史性与文化性。由于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的不同以及历史发展的不同，所谓普世价值是具体的情志集合为一体发展出来的，到了一定的层次就成为自觉的理性的普遍要求，具有一定的目的性与理想性以及规范性。但仍不应脱离情志的现实及其发展的条件。基于任何普世价值都有特殊性的一面，而不能脱离特殊性来谈，我们必须说尊重特殊性方是发展普世价值的重要手段。而自觉为普世价值的文化与政治主导者必须反躬自省，是否应该尊重他人的历史与文化行为。尊重他人的特殊性，并非不可以以己之所具有与所成就向世人示范，引发他者的学习兴趣与尊敬，而非以之为获取自身利益的手段与实现个人或国家权力的方法，甚或强加于人，勒索于人。这里牵涉到一个普世价值如何落实与应用的裁断的问题：如上所说，普世价值是一个理想的价值，是人们应该去追求的，但不是所有的普世价值都可以在同一个情况下同时实现，因为这有一个起点的问题，有一个先后秩序的问题，有一个整体需要的缓急问题，有一个实践资源的发展问题，也有一个不同价值的冲突问题等等。 基于理想价值的历史性与文化性，我们有中西两个不同的价值系谱，包含两类不同的理想价值。此处就中国与西方社会与国家一般的理想价值来表露。 西方社会与国家对内的理想的价值系谱是：自由、平等、人权、法治、制衡;对外的价值取向是强权、实力、先进、占有、控制。这些都具有不同的目的性，但也往往形成相对的工具性，都与西方实际的历史发展有关。举例言之。希腊城邦制度的发展容许不同城邦各自发展有利自我生存繁荣的政治体制，导向了雅典民主与斯巴达的军权的相互竞争，罗马帝国的发展则导向了专制独裁的法制社会。 至于近欧自由经济与资本主义以及科技发展则在其强力的工具性上形成了强力的目的性，譬如人们以聚集财富或大量牟利为最大之乐，此为西方发展出来的资本主义走向侵略压迫他国的帝国主义强权提供了发展的动力与动机。西方社会与国家强调了个体与全体的对立性，故在国内处处防范集体或个人权威的压迫，发展了民主与法治，但对外却为利益与权力无限扩张，逐渐成为强权霸主。西方过去的大国兴起莫不如此，而今天的美国更是突出这个内外矛盾的特征，形成了对内民主对外霸权的不伦组合。 由此观之，我们不能只就一个或两个基本政治价值来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形态。 中国社会与国家对内的理想价值系谱是：诚信(良知)、忠孝、仁爱、信义、礼数、责任、和善。对外的价值取向则是：传统的恩威并施、以德服人、怀柔、道义;现代的自主、互惠与友善。在传统中国文化中，情感与需要从个人类比的转移到小团体，然后扩大到大团体。并不强调大群体对小群体与个体的可能侵害或个体与团体的对立。相反的，强调的是大对小的关注与小对大的依赖或信赖。当然这也就给了当政者一个假公济私的机会以及扩大权力的机会，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的政治专制与封建独裁，也使道德的五常伦理转化为政治上的三纲体制。但中国在近代史上经过了两次革命与多场斗争之后，却不必走传统政治的老路，也不必接受西方的发展模型，而大可融合中西文明之普适价值，走一个整体的和谐化，上下的沟通协调，左右的相互合作互惠之路，把自由民主与社会和谐及道德责任结合在一起来发展社会，建设国家。 中西之间，哪个体系更为真为善为美?应该说并无绝对固定的答案。我们可以用最后效果来衡量，也可以用人性的最初偏向来衡量。其实西方是更偏向国家主义，要用民权宪法来限制国家权威。故强调超越个人德行走向康德的责任主义，随后又建立功利主义的新典范，相对地废除了康德的绝对责任主义，20世纪西方又建立了个人权利主义的范型，在英美形成了民主自由主义的世界观。中国事实上更重视个人的发展，重视在个人层次上的理想价值，因而不以国家为对抗的对象，而以之为个人发展的依托。此一事实说明了个人修身的重要，走向向上发展的德性主义，潜在地涵括了责任、功利、权利等价值功能。必须指出：凡是西方正面的普世价值中国也都能理解与实行，并进行制度化。同样我也相信凡是中国具有的正面价值西方也可以理解与实行，并进行制度化。但如用西方已发展的普世价值及制度来衡量与促进另一国家与社会的发展则是不当的;这实际是一种工具性的权力运用而已。此一现象可名为“现代普世价值的工具化问题”。要认识的是：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早就摒弃了以强加己于人为普世原则的行为，即使是善，也不可强加于人，只能“善与人同”，“与人为善”。这也才是“推己及人”的真正意思。 由此，我们谈一下天下大同，这是现代意义上的全球和谐。在《大学》中，全球和谐的理想就是平天下。它依然是以个人的努力为基础，认为有了德天下就能太平。确切地说，个人的努力必须符合互惠原则：“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 为了实现全球和平，应当遵守上述原则。因为在世界上，国家不应分上下、左右、前后。这些原则可以应用于不同时期、不同发展模式和不同生存方式的国家。 世界各国都应当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在这个由众多国家组成的世界上应该如何确定自己的位置，应当如何依据作为仁德的克制与自律原则去行事，因为只有把其他国家看成是独立平等的国家才能得到对方的尊敬。这种克制原则可延伸为上面所提到的互惠原则，不要占任何国家的便宜。克制原则和互惠原则的形成是极其理性与自然的事，其目的是让大家知道，什么样的事不应该做。但是，需要做什么事则是另外一个问题。《论语》中就有“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原则。运用这两个原则的困难是：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想获得的东西或许恰好是他人不想获得的，还需要知道他人的需要和欲望以适应他人。如果每个国家都这样考虑他国，全球和谐便容易实现。但问题经常是人们不知道他人的需要，而他国的需要也许正是自己国家的需要。各个国家为了自己的发展展开竞争，成为竞争对手。因此，如何实现和谐不仅要克制，还要理性地、公开地进行谈判，为了双方的利益达成谅解。 从这个角度讲，就是和而不同。暗隐的困难是：差异是否能造成不同，是否对未来构成威胁。就此而言，理性地思索与讨论，并进行合理的交流毫无疑问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只注重个体的道德也是行不通的。在《礼记·礼运》中，实现天下太平的理想国又被描绘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个理想国家的重要特点是：选出圣人与智者来服务众生，倡导诚信、和谐与友谊。在这样一个理想的世界中，人人都能得到关心，就像在家里一样，人人都关心他人，不仅善待老人，儿童和弱者也会得到很好的照料。鳏寡孤独均有所养，男女同样居有其所，行有所止。其他理想性质的内容还包含：财物不必只为己用，做不做事无人忌妒。在此完美的社会中，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无盗无抢。 这个国家被称为大同。我们确实可称其为同和或共和，可以借用汉语中“共和”这个词来说明这个理想国家：天下为公，人尽其才，和谐相处。这也是《中庸》里所描绘的国家：“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问题是，这样的国家是否只是一个乌托邦，而不能存在于现实中。从理论上讲，还没有一个国家能达到这种程度，它涉及到相互间的信任，对政策的信任，以及对统治权力的信任;它还涉及到对目前的生产和分配的经济模式的修正。它不完全是由公正分配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国家，因为它是由人的道德转化而来的，其依据是他们的道德品质和信任互助的能力。需要说明的是，仅仅通过理性是无法建立这样的国家的，只有通过每个人的道德修养，这样的国家才能出现。确切地说，这就是儒家的观点：把普遍的道德修养看作国内和国际间利益和社会利益和谐化的基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