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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就其形式而论，国学并非“文史哲”那样的多元的分科研究，而是传统经学那样的一元的统合学术。 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列出了“国学”的一个系统：①民族史；②语言文字史；③经济史；④政治史；⑤国际交通史；⑥思想学术史；⑦宗教史；⑧文艺史；⑨风俗史；⑩制度史。 支离破碎，莫此为甚！这正犹如《庄子·天下》所说：“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现今史学中的所谓“专门史”大致如此。这固然是史学，然而绝非国学。 今天还有一种最常见的划分，就是所谓“文史哲”的区分，即：中国文学史、中国历史以及中国史学史、中国哲学史。于是又有文学院系、史学院系、哲学院系的机构区分。这种划分当然不是毫无意义的，但同样决不是国学。学者指出：这样分科的结果，“一些典籍在现代学术中没有安放的空间，例如《仪礼》《周礼》《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这些在华夏历史上对华夏政制产生过根本性的塑造作用的经书，居然长期不受任何关注”！ 岂非咄咄怪事！ 这种分科研究具有两个基本的特征：其一、它是分析性的，而非综合性的。当然，中国思维方式并非没有分析，例如《周易·系辞传》就说过：“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因此，这里尚须指出：其二、这种分析乃是西方式的分析思维，而非中国式的分析思维，换句话说，这种分科是没有“中国性”的，由此建立中国的国学也就无从谈起。中国传统的学术也有自己的分科，从“孔门四科”到“十家九流”、“七略”、“四库”莫不如此，但这种分科却自有其一以贯之的精神、立场、原则、方法，诸科从而构成一种具有系统结构的单一学说。 真正的国学也应当是这样一个具有一种系统结构的单一学说，即是传统经学那样的一元的统合学术。具体说来，这个学说以《诗》《书》以及《周易》为根本经典，而扩展到“六经”、儒家“十三经”、“儒、道、释”的经典系统。 当然，这种国学的经典诠释，尽管有时仍然可以采取传统注疏的形式，但其实已不是前现代的经传注疏，而是现代性的、或者应该说是当下性的诠释，作为这种诠释结果的思想观念不是前现代的，而是当代性的，即是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中国的思想观念。 也正因为如此，这个经典系统本身也需要当代化，未必还是传统“六经”、“十三经”、“四书”的模样。这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有学者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提出“重构儒学核心经典系统”，尽管其所提出的“五经七典”系统尚可商榷，但其所提出的问题却是一个真问题。 且以“六经”或者“五经”而论，在现存文献中，真正最为古老、堪为中华文化典籍源头的其实只有“三经”：《诗经》、《书经》、《易经》（《周易》古经部分）。所以，我想在此特别强调提出“三经”这个概念。那么，此“三经”一以贯之的、作为华夏文化传统精髓的精神究竟是什么？这是需要重新研究的。再以“四书”为例，它其实是宋儒的创造，即是前文所说“经典乃是被诠释出来的经典”的一个突出典型，那么，今天它们（例如为宋儒所特别标举的《大学》《中庸》）是否仍然足以担当今日国学之最核心经典的重任？这也是值得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 四、就其地位而论，国学并非与“文史哲”等等相并列的一个学科，而是可以统摄诸学科的一门奠基性学术。 中国现代自由主义崇尚所谓“学术平等”，例如陈独秀《答程演生》说：“仆对于吾国国学及国文之主张，曰百家平等，不尚一尊，曰提倡通俗国民文学。誓将此二义遍播国中，不独主张于大学文科也。” 但事实上他们的做法却是典型的自相矛盾：一方面将西方学术捧上天，另一方面却将中国学术打入十八层地狱；只承认科学主义的、实证主义的学术，不承认此外的其他学术。例如胡适，因为他所崇尚的是科学实证的史学，就连哲学也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宣称：“过去的哲学只是幼稚的、错误的，或失败了的科学。”“问题可解决的，都解决了。一时不能解决的，如将来有解决的可能，还得靠科学实验的帮助与证实，科学不能解决的，哲学也休想解决。”“故哲学自然消灭，变成普通思想的一部分。”“将来只有一种知识：科学知识。将来只有一种知识思想的方法：科学实验的方法。将来只有思想家而无哲学家：他们的思想，已证实的便成为科学的一部分；未证实的叫做待证的假设。” 这难道是“百家平等，不尚一尊”的态度吗？ 事实上，当今世界的西方国家，无不有其精神上的奠基性学术，这种学术不仅体现着西方共同的基本价值观念，而且体现着西方各民族国家的“国家性”（nationalness），从而对于其它学术具有某种统摄作用。这在美国学术中表现得尤为鲜明，从作为美国的国家哲学的实用主义哲学到美国的政治哲学，实际上在统摄着美国的各门社会科学研究，服务于“美国性”（Americanness）。我们如果不认识到这一点，那就是自欺欺人。 因此，现代中国也应有自己的精神上的奠基性学术，那就是真正的国学。最近几年，诸多学者、学术机构竭力呼吁将“国学”列为一级学科，尽管一时尚无结果，但这是值得继续努力的。不过，同时应该指出：这是目前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其实，国学尽管可在国家学科分类目录上表现为诸多“一级学科”之一，但它不应该是一个与其它诸学科平起平坐、平分秋色的学科门类，而应拥有一种独特的地位。国学并不想包打天下，并不想取代其它的分类学科，但是，对于今天的“中国学术”来说，最能体现“中国性”的国学，理所当然地应当具有一种奠基性的地位。 当然，前面说过，现代学术分科并非毫无意义，只不过那不是国学。因此，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就是：国学与现行学术分科之间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关系？更确切地说，这种“奠基”关系如何体现？这里，至少有一点是应该清楚的：国学与现代学术各门学科之间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那种把“子部”归为哲学、“史部”归为史学、“集部”归为文学的粗鄙做法是极为可笑的。国学对于现代学术诸科的奠基作用，不可能是分类对应上的，而应该是精神上：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科学、更不用说人文学术，都不可能在“国家性”上是“中立”的。在国学奠基下的中国现代学术，一定要体现中国的“中国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