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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也就涉及现代政教分离原则的运用问题。传统上，儒家并不是一种宗教，儒家并无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一神教教会组织，如基督教会。它没有在一般社会治理体系之外另行建立一个自足的信仰体系，它没有排他性的神。儒家不是要让人侍奉某个神，而是要让人们生活在一种健全的状态中，成为君子，成为真正的人。儒家关注的重点就是塑造君子人格，训练君子的治理技艺。归根到底，儒家只是牟宗三先生所说的“君子教”或者钱穆先生所说的“秀才教”。对于神灵信仰，儒家本身并不是特别感兴趣。 这一特质让儒家天然地具有宗教宽容的气质。正因为此，儒家虽然曾经享受“独尊”地位，但在中国历史上，佛教相当流行，对于庶民来说，民间宗教也是宗教生活之本。实际上，大量儒生也同时信奉佛教或者民间宗教。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家具有宗教宽容的传统，宽容内在于儒家的义理结构中。对于基督教，儒者也大体持一种宽容态度。 值得注意的是，受基督教快速传播和自由主义反传统立场的双重刺激，推动儒家之当代复兴的若干人物，似乎表现出制造和强化与他者对立的倾向，为此，这些人士也有意强化其宗教性的元素，“儒教”概念之提出，是与此有关的。但是，这种观念未必构成儒家的主流，反对儒教说者在儒家圈子中大有人在 。而且，这种观念更多地只是防御性的，假如儒家在比较宽松的制度环境中，可以找到其他教化制度，“儒教”说就会自然消匿。儒家将会成为这个文明的一种底色，它影响及于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并不妨碍人们思想、价值以及信仰的多元性。 四、结语 儒家正在中国大陆复兴。这种复兴，乃是中国文明演进之自然趋向所驱动的。它最初始于民众对自己熟悉的信念和生活的自发回归。1970年代末，当局放松权力和意识型态控制后，民众不假思索地返回到他们的祖先所熟悉、深入他们血液、骨髓的传统的生活型态，而这生活型态，正是由儒家价值所塑造、所支撑的。相比较而言，知识分子不过是民众这种反应的追踪者，由此而有了“国学热”，而有了“儒学”之复兴，最后有了面向中国问题之当代大陆儒家思想体系之构建努力。这是一个由野而国、由民而学、由风俗而思想、自下而上的复兴过程。也可以说，这是中国之“道”，在经历摧毁之后自我重建的过程。 面对这一趋势，已经丧失了意识型态自信心的当局，无法对抗生活与文明的逻辑，而不得不部分地默许儒家的复兴。在此基础上，当局也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孔子、儒家的文化地位，引其中一些概念，进入其话语体系，以弥缝其意识型态体系上的千疮百孔。有些敏感的知识分子洞悉此中关窍，积极地从事援马入儒或者援儒入马的意识型态修补工作，甚至极具想象力地打通本来相互为敌的毛泽东与孔子。 自由主义者对于当局和思想界的这种努力相当警惕，并因此而强化了——其反对儒家的心态。不过，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大陆当局所信奉的意识型态是高度刚性的。即便它在整体上已经溃散，但其原教旨主义的残余——毛左派，也依然可以凭借着道德和政治上的优势，挟持统治当局，阻遏其回归儒家。 这样的政治态势意味着，儒家不得不准备以长期在野的身份，在民间从事其复兴事业。这样的生存状态不可能不对其尚在形成过程中的新义理产生重大影响。或许可以大胆地预测，当代大陆儒家最终仍将接续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先生所形成的“港台新儒家”的基本理路，会通儒家与宪政，尽管其中一些人现在表面上对现代民主制度、也对港台新儒家的学术进路颇有微词。当局的机会主义策略所制造的曲阜教堂事件和孔子雕像事件，实际上把大陆儒家向着这个方向上大大地推了一把。可能发生的儒家的这种变动趋势，是否能够促成自由主义对当代儒家、进而对整个儒家的态度，发生一定变化？ 也许，从当代大陆的文化和政治的基本格局与演进逻辑来看，自由主义对儒家的态度必须改变。旨在透过自由宪政的政制规划完成中国之现代国家构建的人士，其中主要是自由主义者，需要对其反儒家的传统立场进行反思，在两者之间建立起更为健全的关系。 至少从政治的角度看，儒家不是自由主义的敌人，而是朋友。更进一步，从思想的角度看，儒家是中国自由主义展开内生性理论构建的根基所在。百年以来，中国传统与自由处于相互敌对状态，这种状态固然让儒家遭受不公正对待，也让自由主义丧失了理论构造能力。百年来的自由主义始终停留在常识宣传的层面上，鲜有概念上的创新能力和理论上的想象力。仅有的一些理论构造，也惟欧美之马首是瞻，在欧洲人、美国人为着解决自身问题而设定的议题中打转，而与中国的现实基本脱节，也与汉语思想传统脱节。至少在大陆可以清楚地观察到，这样的自由主义不具有理论创造能力，不足以对尚未完成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作出令人信服的理论回应。 如果自由主义能够与儒家和解，并进入儒家，诠释儒家，将可化解自由主义与中国传统之对峙，实现自由主义理论的内在化转向。这样的自由主义有可能超越常识传播的浅表层次，在中国历史与现实的脉络中，构建自由主义的中国论说，此一论说当然不必刻意地寻求别树一帜于自由主义的欧美论说之外，而依然坚持人的自由和尊严，坚持普遍主义的立场——自由主义和儒家其实都具有普遍主义诉求。这样的思想和知识努力，反而有可能丰富和深化西人所提出的自由主义的一般性命题。反过来，由此，儒家价值、思想也将获得“新生转进”之生机，有可能融入、支配现代中国人之生命、生活秩序。 这就是本文基于对中国大陆思想与政治格局之分析而得出的结论，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笔者的愿望：至少在传统遭遇严重破坏的大陆，自由秩序的构造与儒家的复兴，必呈现为同一个历史过程。双方在同情性相互理解、互动的过程中，将同时获得新生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