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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中国，尤其是自由主义者，需要一场“复归”运动（renaissance），这是另外一个意义上的启蒙运动，真正的启蒙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启蒙运动根本不同之处在于，它不再进行精神破坏，而是进行建设，更准确地说，让传统复苏，治疗、恢复、调适人们的精神。全盘性反传统主义运用各种手段摧毁儒家价值，摧毁与儒家密切相关的民间信仰，摧毁其他宗教，导致中国人的精神秩序趋向瓦解。与此密切相关的激进意识型态造成中国知识分子普遍陷入迈克尔？波兰尼所说的“道德倒错（moral inversion）”状态，人们把抢劫当成正义，把撒谎说成忠诚，把粗鄙当成高贵 。只有经过时间淘洗、因而具有普遍性的传统的信仰、价值，可以治疗心灵的这种严重疾病，进而重建健全的精神和人格。唯有这样的人，才有意愿、有能力重建社会，重建自由主义者所向往的优良治理秩序。 作为中国之主流传统的儒家的复兴，对于中国人的精神重建，以及社会秩序的重建具有决定性意义。儒家在中国具有深厚的文化与历史根基。儒家就是中国的生活、文明本身，过去三十年中，随着正统意识型态溃散，儒家经历了一次自然的复兴。正是这样的复兴，在最基本的程度上维系着这个社会的生活秩序。 自由主义需要认识到这一事实。自由主义的使命不是改造生活、文明，而是让文明、生活的逻辑可以更为舒展、自由地展开，赋予生活、文明更为合理的型态，而且，主要集中于公共生活部分 。 当然，不少自由主义者怀疑，当局只是在原有意识型态破产之后，才转而利用儒家。这样理解当局的意图，并没有错。人们也完全可以推测，当局乃是基于对儒家的专制主义理解而尊崇儒家的，这就好像李光耀之利用儒家为其威权政体辩护一样。 但是，当局这样对待儒家，绝不意味着儒家就只能充当这样的角色。儒家向来具有强烈的伦理与政治主体性意识。简单地回顾一下儒家与权力结合的历史，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儒家与皇权专制具有不同的源头，双方的诉求也完全不同。历史上，儒家与权力之间曾经建立起密切的关系，这始于汉武帝时代。人们通常据此认定，儒家是支持专制的。但事实恰恰相反。历史的真相是，汉承秦制，不过宽和一些。到汉武帝时代，依靠暴力与财富统治的体制无法维持下去。深陷统治正当性丧失殆尽之困境的汉武帝，不得不求助于儒家。儒家利用这一机会发动了一场宪政主义的“复古更化”，从根本上改造了汉初所延续的秦制，而建立士大夫与皇权共治的体制。也就是说，儒家进入皇权政体，其实是给这个政体带入了宪政主义元素。历史上，这样的过程在经常重复 。 儒家在当代所扮演的角色，也必然类似于此。儒家风俗、制度的恢复，其实是在极权主义政体对社会进行大规模破坏之后的废墟上，重建社会自治的一种自发努力。而当代那些致力于依据儒家理想建立秩序的儒者，通常都具有强烈的伦理与政治主体意识。他们绝不满足于为现有政体提供论辩。相反，他们通常都是宪政主义者，尽管他们也会对自由主义、对民主提出批评——其实更多地是提出补充。比如，蒋庆所提出的乃是一个三院制的议会主义宪政方案，而康晓光的儒家宪政方案也并不拒绝三权分立与民主制度。 因此，当局必然会利用正在复兴的儒家，但是，当局利用儒家的过程也必然是儒家反过来改造当下之治理架构的过程，这必然呈现为某种程度的宪政化过程——社会自我治理、法律之上存在判断法律之超越性准则的信念、道统高于政统等儒家的传统观念和制度，在当代中国脉络中都是具有宪政意义的。更不要说，在当代大陆，也有一批儒者，包括笔者，完全从自由宪政的视角理解儒家、重解儒家，而这样的诠释是完全可以成立的。事实上，在当代中国大陆的政治社会脉络中，儒家本身也是公民社会的构造主体之一。举例来说，那些民间举办的读经班甚至私塾，就是对官方教育垄断的一种冲击。因此，仅从保障人的尊严和自由的制度设计的角度考虑，自由主义也是可以接受儒家的。 大陆当局基于其统治的敏感，知道儒家的这种倾向，因而始终提防甚至打压具有真正儒家信仰的儒者。如果自由主义者在政治上是成熟的，那就不应当与当局为伍，而应当对处于当局打压之处境中的儒家予以扶持，至少可以对其复兴持一种乐观其成的态度。 更进一步说，如果确实要完成现代国家构建之事业，自由主义也必须改变对儒家的立场，承认儒家之主流价值地位。因为，如果不能妥善安顿儒家，让儒家发挥其作为生活、文明中枢的作用，中国就不成其为中国，所谓自由的、宪政的中国，也就无从谈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