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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关于儒学的宣传或者活动不在少数，我们还可以看出这中间一些微妙的断裂，孔子学院所注重的传播，是在海外，而非国内；电影《孔子》尽管拷贝数超过了《建国大业》，但电影本身取得的票房，不能不说是令人遗憾的；而山东与各地的祭孔活动，在更多的可以被理解为是文化旅游项目，而非是对一套制度的诉求。 由此，今天的儒学，已经与王朝时代的儒学，完全不是一回事了。昔日的儒学，之所以辉煌，首先它是一套完备的国家学说，但在今天，它在最大程度上，仍仅是一套配合性的学说。而在更多场合，宣扬“儒学”或者“儒家”文化，则更多的是一种商业策略。 当然，并非所有的儒家，都是“去政治化”的。新儒家中的异类蒋庆，就非常的政治化，而且态度十分诚恳。蒋庆在新世纪之初，曾在三联书店出版了《政治儒学》，这本书在一开始受到的关注并不高，但在随后的儒学热中，却逐步被认为是一个标志性的著作。 在《政治儒学》的自序中，蒋庆就讲得比较明白，他所赞成的新儒学，是“公羊学”，不是什么现代新儒家的“心性之学”，也不是什么古文家小学考据辞章，更不是文人骚客的附庸风雅、摆弄古玩。蒋庆明确表明，只有恢复“政治儒学”传统——即“公羊学”传统才能真正克服当代的政治危机。这么看来，蒋庆所言传身教的新的“政治儒学”，与今日大部分新儒家传授的“文化”儒学就大相径庭了，其内涵直指“政治”，而且是创造新的政治。 既然将“公羊学”作为现代政治中最可实践的新的政治儒学重新提出，那么，蒋庆就必须证明“公羊学”为什么就是现代政治哲学，或者说公羊学如何拯救现代性。 对于现代政治哲学的看法，不外乎此：无论是左派的民主政治还是右派的自由政治都是现代性的产物。无论左右，其共同的论断是：在现代的开放政治之中，古典式神权政治体系必将退出竞争舞台。现实也确实如此，无论是东方的儒教还是西方的基督教，都已退出实际的政治场域。 但不相信现代政治的，同样大有人在。现在流行的是美国保守主义政治哲学家施特劳斯，就直接号召回到古希腊的政治传统。 据说，蒋庆是从施特劳斯那获得了政治灵感，从而发现了公羊学这块可以拯救现代性的新大陆。两者之间，也确实存在一定的可比性。施特劳斯发挥的是古希腊的政治哲学传统，而蒋庆似乎通过廖平和康有为等现代今文学家，重新看见了儒学中神权政治的威力。 且不论蒋庆的思想渊源在哪里，公羊学要成为现代政治哲学就必须回答如下问题。 一，公羊学是否能成为“现代”政治哲学，既在已经被脱魅的世界中，公羊学的解释能否再次复兴古典政治哲学？蒋庆的论点，如“三统说”、“改正塑”、“夷夏之辩”，无疑像是对清末今文学家所提问题的“同意反复”。在清末的政治事件中，这些概念其效力就已经逐步下降了，百年之后，这些概念的有效性，是不是应该再次被重新界定？ 二，启蒙以来所建构起来的一系列政治方案都无效了吗？即使现代的政治方案都无效了，选择公羊学又有效了吗？ 作为中国古典政治哲学“公羊学”传统中，“复古改制”等说法，确实能为现代政治提供一些新的动力与想象力，但是，作为一门政治的艺术的“公羊学”自清末今文学大家催适之后已经死亡。蒋子无所创建的“公羊学”确实类似于钱穆所批评清末今文学派的学术研究一样，仅有“新闻宣传纸的功用”，而一大批原来持有基督教宪政主义和哈耶克式保守主义立场的自由派的加入，是借“公羊学”之名，行右派政治之实。再明确一层地说，儒学复兴，往往只是善意或者有意的怀古追思。中国文明，与儒家相随，有两千余年，有盛有衰。但铸就昔日儒家文化繁荣的社会基础，一去不复返了；使得儒家政治得以展开的君主制，也在百余年前革命中，被彻底地从历史中抹去了。 重新讨论儒家，或许不需要再多关注作为王朝时代政治制度的儒家。真正能为今天提供一些新价值的，或者是儒家文化在数千年中积聚的一些“礼仪准则”。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