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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社会治理的根本特征在于，社会—政府是连续的，双方展开密切的合作，虽然也存在竞争。县及以上官员虽然是流动的，由中央政府委任；但是，基层社会存在着一批绅士，他们享有文化、社会权威，彼此之间也保持密切联系，就当地共同的公共事务协商、审议。流动的政府官员要维持地方秩序，不得不与这些基层绅士合作。双方共同构成地方政治生态圈。 20世纪中叶后，国家权力延伸到最基层——村庄，上述图景发生了较大变化。不过，不同地方的变化程度不等：在北方，由于社会组织化程度较低，本来就不存在基层精英，国家权力取得了绝对支配地位。县及其以下的基层官员尽管主要是本地人，但他们基本上是作为国家权力的代理人活动的，当然他们也会为自己家人谋求私利，但不会考虑基层社会的权益，因为，此时已经没有组织化的基层社会。 在钱塘江以南地区，国家控制体系当然也建立起来了，表面上看，社会治理工作完全由基层官员承担；但是，钱塘江以南中国的社会组织化程度本来较高，即便经过冲击，也依然有所保留。这个社会组织网络对主要为本地人的基层官员仍有一定的文化与社会的控制力。也就是说，这些官员对这个传统社会组织仍有一定忠诚。由此，基层官员群体虽然身为国家官员，其心智却具有一定的社会性倾向。这样，当面临在宏大的国家目标与基层社会价值间之抉择，他们的行动就不像北方官员那样坚决地倒向国家，而会在国家与基层社会之间进行相机抉择——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个时候，基层社会还以一种隐蔽的方式存在着。 在这样的文化气氛和社会结构中，县以上地方官员乃至更高层次的省级官员也具有类似倾向。首先，相当数量的高级官员是从广东本地社会升迁上去的，他们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关系网络与基层官员类似。也因为这一点，当基层官员对北京的政策采取消极态度时，他们倾向于支持基层官员。在北京看来，这就是“地方主义”。 当然，有一定数量的高级官员是空降而来的，比如，来自于儒家文化较为薄弱的北方。他们与本地的社会组织网络没有关系，他们的价值可能是反传统的，比如厌恶宗族制度。他们也经常是带着抑制“地方主义”的政治使命而到任的。因此，到广东之初，他们的政策主张通常比较强硬。由此必然造成他们与本地官员、尤其是基层官员之间的紧张。抵制是巨大而广泛的。最终，聪明的外来者通常意识到，自己的强硬政策事实上很难实施，外来者通常会缓和自己的国家立场，而部分地倒向地方主义。 而北京所说的地方主义，本质上就是对北京发布的统一政策之保留。也就是说，广东官员对地方实情有更多体认，因而在执行政策过程中有一定灵活性。如此灵活地执行北京政策，按照今天的政治价值来说就是改革精神。而这种体认，源于广东强大的既有社会组织体系及其对官员的控制。因此，广东保存较多儒家文化，它所塑造的社会结构对官员的约束，其实是广东官员群体中改革精神的文化—社会源头。这个改革精神不是新生的，也不是某个人带来的，而是广东的文化—社会结构所决定的。 那么，改革精神又指向什么？也就是说，改革什么？ 仅就经济方面而言，改革就是改变公有体制、改变计划体制。然而，这些制度绝非传统，也是根本反儒家的。事实上，儒家所塑造的20世纪中期以前中国社会，基本上实行私人产权制度，经济活动也是以市场方式组织的。这两者就是人民习焉不察的习俗。 至关重要的是，在传统社会中，私有产权之界定与保护，以及与市场交易有关的种种制度，不是由正式的法律——也即刑律——规范的，而是由地方性礼俗规范的。而礼俗的内核正是儒家价值，礼俗也是由儒家价值所塑造的绅士阐释、执行的。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对于研究当代中国的经济地理格局至关重要的命题：儒家文化最为深厚的地方，私人产权保护必然最为完善，市场秩序必然最为健全。因为，在这些地方，礼俗最为健全，且有较为完整的执行机制，这个机制之组织依托就是我们上面反复谈及的自发性社会组织，比如以祠堂为中心的宗族。因此，在中国社会中存在着这样一个因果链条：儒家化程度越高的地方，社会组织化程度越高，交易成本越低，市场秩序越健全，财富生产效率越高，社会越富裕。这套社会逻辑在钱塘江以南中国表现得最清晰——下面我们还会对此进行详尽解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