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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一批又一批儒家士君子及儒家化程度较高的人群向南迁徙，通常不得不迁入环境较为艰苦之地。为了生存，他们必然继续保持、甚至强化其组织化，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则是强化儒家文化对人群的渗透与支配程度。而且，南迁的各个人群因为均由儒家士君子领导，故均会采取以儒家化提升组织化的生存策略。这一点，在潮汕与客家民系的竞争中，表现得极为明显。由此整个区域会形成重儒家、重组织之习俗。也就是说，儒家文化在南方的繁荣，不仅仅因为北方儒家之迁入，也因为，这里形成了儒家文化内生地深化、扩展之机制。 由此一升一降，一荣一枯，儒家文化在南北方的地理分布差距不断拉大。对于华夏文明中心转移之此一大势，钱穆先生言： 大体上可以说，北方是中国史上前方一个冲激之区(因强寇大敌常在其外)，而南方则是中国史上的后方，为退遁之所。因此北方受祸常烈于南方。安史乱后，中国国力日见南移，则北方受外祸亦益烈。而且自唐以下，社会日趋平等，贵族门第以次消灭，其聪明优秀及在社会上稍有地位的，既不断因避难南迁；留者平铺散漫，无组织，无领导，对于恶政治兵祸天灾种种，无力抵抗；于是情况日坏。事久之后，亦淡焉忘之，若谓此等情形，自古已然。汉唐的黄金时代，因此不复在他们心神中活跃。 钱穆先生清楚指出，经济文化中心转移的直接制度根源是不同地区组织化程度之升降。北方自然环境恶化之最显著者，如黄河水患，也非自然因素导致，而是社会组织化程度降低的结果。而南、北方社会组织化程度之升降，又由儒家文化保存与发育的程度所决定。 经过如此漫长的历史演变，到明清时代，形成这样一种文化地理格局：在包括江南和钱塘江以南的广义南方，儒家价值、制度保存得较为完好，北方则较差。只是这个时期，“钱塘江以南中国”的特殊地位并不显明，事实上，江南似乎一直比钱塘江以南更为繁荣、富庶。 但是，一个伏笔已经埋下：由于生存压力，这个地区人口大量出海谋生，构建了一个复杂的跨国人口、商业、资源、文化互动网络。这个网络为钱塘江以南中国的社会组织之维系提供了强大的支持——很快，这种支持就要显示出其巨大价值。 20世纪中期，中国的社会治理模式发生了颠覆性变化：正式制度取消一切既有的自治性组织的合法性，纵向的国家权力体系向基层社会全面延伸。由此发生了一场史上空前的治理组织替代事件，这就是“改造”的含义。由于社会的组织化程度较低，北方地区完全被改造。江南地区在相当程度上被改造。这个时候，钱塘江以南地区则显示出了其较高的抗压能力。 能够解释钱塘江以南与江南差异的因素，也许就是上面所说的跨国社会网络。儒家文化支撑的较高社会组织化与跨国社会网络两个因素共同发挥作用，让钱塘江以南地区更为有效地抵制了国家权力向下延伸的巨大压力，从而相对于江南地区，凸现出其引人注目的文化、社会与经济特征。 二、广东改革精神之文化理解 社会较高的组织化与跨国社会网络并存，尤其可以解释广东在过去三十年来的表现，比如讨论广东模式时经常被人提到的改革精神。然而，改革精神的真实含义究竟是什么？为什么广东官、民均具有较强改革精神？仅用领导人这个偶然因素来解释是不能让人满意的，还是需要深入广东的文化—社会结构中，理解广东的人心。 广东三个民系，不论广府、潮汕、客家，均为北方迁移而来。故其基层社会的组织化程度较高。这三个民系的社会，也都嵌套在与南洋、美国的跨国社会网络之中。大约主要是这两个因素，让广东基层社会在上个世纪中期对权力控制力量产生了较强的抵抗力。 比如，50年代初，广东的土改运动被北京批评为右倾保守，速度太慢。据此，北京对中共广东领导层冠以“地方主义”政治标签，予以批判。这个名词恰恰有助于我们理解儒家化程度较高、也即社会组织化程度较高地区的地方治理，尤其是地方政治生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