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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儒家与官方意识型态间的纠结 在经历了百年被压抑、摧毁的命运之后，儒家翻盘复兴，当然引发了中国思想与政治格局的大调整。儒家的复兴首先对已经处于残存状态的官方意识型态构成最后的冲击，当局陷入左右为难、进退维谷的境地。 大陆当局本身是政教合一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样的意识型态是其正当性最为重要的源泉。这种意识型态从哲学上说是无神论的，基于其打破旧世界的雄心，也始终是反传统的。最为重要的是，它是独断的。因为这一点，在1980年代之前，官方意识型态禁止人们信奉一切正统宗教。在历次政治社会运动中，儒家价值，此一价值所支持的社会制度，比如祖先崇拜、家族制度，以及儒家最为重要的载体——绅士群体，遭到致命摧毁。 在中共党内，毛泽东当然是这一切思想、社会运动的主要策动者。毛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及其它经济社会革命的宗旨，就是摧毁儒家价值及其所支持的社会结构。毛临死之前还发动了一次批孔运动。从一定程度上说，毛把孔子视为自己的最大敌人。最有趣的是，毛似乎预见到他的继承者可能被迫回向孔子，因而警告说：“我们共产党人，是从批孔起家的……如果共产党也到了自己没法统治或者遇到难处了，也要把孔子请回来，说明你也快完了。” 在这段话之前，毛引述了历史上开国君主从鄙儒到尊儒的转变过程，这个过程实即汉初贤哲深入讨论过的从马上打天下到以仁义治天下的转变 。在传统社会中，这一转变几乎是必然的。毛却是个例外，基于其不断革命、建立人间天堂的现代意识型态信念，毛拒绝启动这样的转向。这样，在毛的时代，官方意识型态及其所支持的统治权是与儒家为敌的。这也就意味着，权力与文明、法律与生活处于敌对状态。这样的国家显然不是一个常态国家，它被置于一种最为深刻的紧张、冲突之中。毛固然可以凭借其世俗化神灵的权威弥封这种矛盾，毛的继承人却不具有这种能力。 这一内在冲突乃是理解1970年代末以来中国变化的关键因素。面临着这一压力，毛的继承人们采取了诸多响应措施：首先，邓小平提出，中共的工作重点不再是阶级斗争，而是经济建设，在官方史学中，这被视为邓小平最重要的功绩。第二，1990年代，党内外理论界曾讨论过中共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问题 。第三，胡温执政之初又提出“和谐社会”理论——这意味着，甚至在社会领域中，当局也准备放弃斗争的观念。凡此种种，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在按照传统王朝打天下到治天下的转换路径，走出革命党的意识型态牢笼，回归常态化的治理，包括部分地接受儒家理念。 而明白地承认儒家价值，与儒家和解，应当是完成这一转变、实现国家常态化的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尽管这一点经常被人们忽视。原因很简单：大体上可以说，历史上的中国就是儒家的中国，儒家构成中国人最为基本的价值，也塑造了人们赖以生活的最为重要的制度。甚至于其他宗教，比如影响最为广泛的佛教，也深度地儒家化了。因此，任何统治权，惟有在回归儒家之后，方可获得足够的道德和历史正当性。 假如大陆当局果真能够完成这一转型，那是值得欢迎的。很多秉承反传统立场的自由主义者对于官方接近儒家抱持狐疑态度，进而对被接近的儒家产生强烈厌恶感。但是，假如站在中国完成现代国家构建的角度思考，就会发现，统治当局接受儒家，从文化和政治上都是可取的。对此，至少可以提出以下两个论辩： 第一，当局和全民放弃全盘革命、不断革命的现代意识型态，乃是一个国家有可能完成现代国家构建的前提，中国也不例外。 与传统的宗教、与儒家不同，现代意识型态的突出特征是“切割”，它会通过制造敌人的方式来建造天堂。从马克思主义到民族主义，乃至启蒙思想，不论什么样的现代意识型态，都会在共同体内划分敌、我，并致力于消灭敌人。也正是按照这样的意识型态，大陆当局虽然已经获得了统治权，却始终具有强烈的“敌我意识”。 这样的敌我意识让稳态的现代国家根本不可能建立起来。现代国家的基本原则是自由和平等，唯有如此，国家秩序才有可能稳定下来。意识型态的切割则同时取消了这两者，在国家内部人为制造对立，必然引发不稳定和斗争。因而，现代意识型态所支持的政权内在地具有“不断革命”的倾向，只不过它会以各种不同型态呈现：毛时代，大陆当局不断发动阶级斗争；当下大陆的经济增长，则是另外一种型态的革命：当局倾向于使用暴力，清除经济增长道路上的一切障碍。这样的经济增长型态完全不同于正常国家。这是这个国家经济快速增长的秘密，但也是其内部社会冲突加剧的根源。 可以说，过去一个世纪，具有悠久文明的中国因为切割的意识型态，而根本不再是一个文化和命运共同体。直到今天，受这种意识型态及其残余的影响，这个国家仍然是四分五裂的，人们的精神处于相互纠缠的对立之中，人际关系中充斥着不信任、戾气甚至强烈的敌意。中国人患上严重的意识型态和后意识型态精神狂躁症。 根除意识型态，乃是治疗这种意识型态疾病、消除社会普遍的不信任、重建“国民共同体”的前提。而回归儒家，哪怕是作为替换现有意识型态的权宜之计，也有助于终结切割共同体的意识型态的支配。在根除官方意识型态之后，革命与反革命，积极分子与反动派、我与敌人的界限有可能趋向于消失。而这是人成为自然的人，中国成为中国，进而成为一个现代国家、或者说成为一个真正的共和国的前提。 第二，当局承认孔子、儒家的主流价值地位，让中国完成现代国家的构建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在欧洲，现代国家的建立伴随着基督教的宗教改革和宗教宽容的宪制体制之建立。但宗教和宪制这两方面的变革决不是为了取消宗教，而只是重新安顿宗教于治理架构中。无法设想，一群人根本没有任何精神联结纽带，竟然可以结合成为一个共同体，并形成优良治理秩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