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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代后，官方陆续提出了一系列新理论。首先是“邓小平理论”，随后是“三个代表理论”和“科学发展观”。但是，这些理论不再是整全的普遍性意识型态，而不过是权宜的政策纲要而已。它们不过对经济增长战略提出了多变而模糊的设想，缺乏宏大的历史哲学和伦理学支持，因而不具有意识型态的魅惑。事实上，这些理论都过分关注物质的增长，实际上就是在取消自身的意识型态性质。它们不能够解决终极价值问题，不能提供一个关于秩序的完整想象，因而对民众缺乏吸引力，不可能重建官方意识型态。 过去几年，财大气粗的官方大规模重建、扩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机构，试图以此修补已经摇摇欲坠的意识型态大厦。但是，在物质主义已经弥漫人间、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已经完全没有信仰的环境中，这样的理论努力完全无济于事。 正是在官方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型态真空中，曾经被消灭的另外一种现代意识型态——自由主义，获得了复归、发育的机会。这就是胡适等人所代表的反传统自由主义的回归。不过，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国大陆还兴起了第二支自由主义：以经济学为本、影响及于法学、政治学的市场自由主义。这是此前所没有的，在现代中国思想史上属于一种新现象。 这两支自由主义的指向大不相同，前者侧重于文化、社会领域的反传统和个性解放，后者侧重于私人产权和自由经营权的保障。不过，两者的核心主张是共通的：人的解放。它们的哲学和伦理学出发点是霍布斯的丛林状态，它们只承认身体欲望和计算理性的真实性，而剥离人的伦理规定性。据此，它们忽视或者反对宗教、文化、社会，反对一切既存的建制。 最令人惊奇的是，同为现代意识型态，这两支自由主义与压制它的马克思主义共享着现代性。比如，1990年代以来的市场自由主义与官方主流理论共享着物质主义的伦理——其实准确地说是反伦理——前提。它宣告，通过肉体的物质欲望之满足，人可以通往天堂。由此可以理解，何以这种市场自由主义在十多年的时间中，可以构成中国大陆的主流意识型态。当然，这样的主流地位主要来自于它与官方意识型态的重迭。换言之，物质主义的官方意识型态部分地借市场自由主义之身还魂。市场自由主义者以为自己在推进市场化，其实他们是在推动当局控制下的市场化。这样的市场化自然被权力之手大大地扭曲，而市场自由主义不得不对此承担责任。到2003年，市场自由主义声名扫地。后面我们也将讨论反传统的启蒙自由主义的困境。 总之，现代中国的两大意识型态，在经历了几近一个世纪的亢奋、衰败之后，似乎都走向了自己的终点。而经过它们的冲击，中国大陆是一片文明的废墟：心灵的废墟、社会的废墟、文化的荒漠化、以及共同体秩序解体的趋势。只是，财富的金色耀人眼目，遮蔽了这个曾经的美丽新世界的荒凉。 在现代意识型态溃散的背景下，传统宗教复兴了，中国大陆出现了一场宏大的宗教复兴运动。在回顾中国过去三十多年变化的时候，大多数人的眼光总是紧盯着高速的经济增长。有人的眼光略微宽广一些，看到了社会领域发生的变化。但这仍然是偏狭的。在我看来，宗教复兴才是过去三十年间中国大陆发生过的最为重要的变动。我们可能正在见证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宗教复兴运动。 这一宗教复兴运动从1970年代末就已经开始了。作为宗教复兴的一种表征，1980年代各种类型的新兴宗教层出不穷，这包括“气功热”，法轮功的兴起。伪装成科学、而又装点了宗教词汇的各种心灵炼丹术，也似乎始终是出版业界的热点。 本文要讨论的是传统宗教，它们都正在经历伟大的复兴。佛教信徒人数大规模扩张。形成于20世纪上半期、成熟于台湾的人间佛教理念，回流大陆，对大陆佛教界产生重大影响。这种影响很有可能促成大陆佛教教义和组织型态经历一次大转型。 基督教也在中国大陆复兴。最初是乡村教会复苏、扩张。1990年代中期以后，城市的家庭教会兴起，接受过较好教育的城市白领和知识分子进入教会，令信徒结构发生变化，进而推动其教义发生微妙变化。 儒家同样经历了一场强劲的复兴。这一复兴同样是从1980年代初就开始了，并且走了一条“礼失求诸野”之路：这场儒家复兴最早是从钱塘江以南中国沿海乡村地区开始复兴的。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些地区的人民保留了最多的儒家传统，体现于祖先崇拜、祠堂、家族等制度中。这样的传统让他们对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党治控制体系具有较强抵抗力，因而，其传统的价值和社会结构遭受现代意识型态和野蛮权力的破坏最小。当党治体系的控制力衰减之后，儒家价值和社会制度也就迅速复兴。 随后，儒家开始在知识界复兴。首先是1990年代初，受到在台湾成熟之新儒家思想、李光耀所谓的亚洲价值观等影响，中国大陆出现了“国学热”。其中主要是儒学热。随后儒家大举进入大陆思想界，并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影响。蒋庆提出政治儒学概念，进而提出儒教概念，同时提出了其以议会三院制为核心的儒教宪政方案 。与之关系密切的康晓光最早提出带有策论性质的“仁政”方案，只是在现有体制中引入儒家理念。康氏最近提出〈儒家宪政论纲〉 ，对“仁政”方案是一个巨大超越。长期致力于介绍西学的甘阳提出“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方案 ，受此影响的丁耘等人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即“儒家化”之策论 。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姚中秋也提出儒家宪政民生主义方案 。凡此种种迹象表明，回归儒家，重建道统，在此基础上重建现代中国之学统、政统，似乎已经成为大陆思想界的一个共同取向，不论其政治立场是如何对立、冲突。 与此同时，以儒家为主的国学，在民间持续复兴。比如，于丹依靠讲《论语》而让很多人发现了儒家思想作为现代人的心灵鸡汤的功能。不少企业家试图把儒家理念运用于企业管理中。还有一些民间儒者试图复兴儒家礼仪。 综上可见，统治中国近百年的现代意识型态正在终结，中国大陆正在重回常态社会，各种宗教正在复兴，儒家同样正在复兴。而由于儒家在中国性中所具有的特殊地位，因而，儒家的复兴更为普泛。儒家不仅在生活层面上复兴，也将在思想层面上复兴，从而将对中国大陆未来的观念、政治、社会、文化等等走势产生重大影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