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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当时所倡“国学”的特点 “国学”概念在戊戌维新前后被一部分人采用，1900年以后此概念就得到了较多宣传和普及,而此时的学者仅将其作为一个文本引用，并未探究其内部结构和特有属性，对“国学”的界定、诠释、检讨和推行则是以1904年《国粹学报》的发刊为标志性事件而逐步实现的。当时的“国学”概念所蕴含的品格和性质大致可如下归纳： （一）采用西方的理论和方法进行分类、研究和传播 1907年在国粹派准备开设的国粹学堂所拟的学科中与旧学大相径庭，科目包括经学、文字学、伦理学、心性学、哲学、宗教学、政法学、实业学、社会学、史学、典制学、考古学、地舆学、历数学、博物学、文章学、音乐、图画、书法、翻译、物事等；这其中如哲学、宗教学都是中国以前没有的名词，至今关于这些词的争论依然延续不绝，原因就在于从日本借用回的这些西方标准的新名词与中国的文化现实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且不论这种应用的功过，但我们可以认定的是将近代学科分科体系引入中国并以此裁剪、划分中国文化思想是这一时期文化保存、传播、研究的一个新特征。在理论应用上，最突出者如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该文首倡学术史分期方法，将中国学术史划分为七个时期：春秋以前为胚胎时代，春秋末至战国为全盛时代，二汉为儒学一统时代，魏晋为老学时代，南北朝迄隋唐为佛学时代，宋元明为儒佛混合时代，清代为衰落时代。此外该书还注重“公理公例”，梁启超开宗明义即对公理公例表示了明确的认识：“生理学之公例，凡二异性相结合，其所得结果必加良，我中华当战国之时南北两文明初相接触而古代学术思想达于全盛，及隋唐间与印度文明相接触而中世纪学术思想放大光明。”用进化论来对应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是梁启超此时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在分析儒学统一时代时他也运用进化论的思想认为这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结果；同时该文（包括《新史学》）还有重视地理因素、提出对比研究、运用社会学的方法、倡导新文体等特色。 同时 “国学”宣传也较多地利用近代的传播方式：1.社团：章太炎在东京开办国学讲习会、国学振起社、其弟子马裕藻等人发起的北京、杭州国学会，还有谢无量、廖平、刘师培、宋育仁等人执掌的成都国学馆；2.举办讲座并发行讲义：1906年，章太炎应留日学生的邀请，开办国学讲习会，讲座是国学讲习会的主要活动方式，从其简章来看，其课程设置十分系统，四期学程分别为：第一期小学略说、经学、历史学、诸子、文学略说；第二期说文、音学五书、诗经、书经、通鉴纪事本末、荀子、韩非子、经传释词；第三期说文、尔雅、三礼、通鉴纪事本末、老子、庄子、金石例；第四期说文、易经、春秋、通鉴纪事本末、墨子、吕氏春秋、文心雕龙。3.创办刊物、出版书籍、发表论文:1904年2月23日，《国粹学报》在上海创刊。邓实任主编，月刊。该刊以"发明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宣传反清思想，宣传爱国、保种、存学。主要撰稿人有刘师培、陈去病、章炳麟、王国维、孙怡让、柳亚子、罗振玉黄节、黄侃、马叙伦等50余人。内容分社说、政篇、史篇、丛谈、撰录等栏目。1911年武昌起义后，该杂志停刊，共出82期。“国粹运动是由国学保存会及其机关刊物《国粹学报》所主导的。主其事者先后出版了《国粹丛书》、《国粹丛编》、《风雨楼丛书》、《古学汇刊》等。这些大型丛书里收有大量清代禁抑不出的书籍。”《国粹丛书》和《国粹学报》成为当时宣传国学的主要阵地。以传统札记变为近代学术的标志——论文，据说也是以《国粹学报》为最早。《国粹学报》“从创办的第五年开始，政论性社说明显减少，而以学术著作为替代。第六年更取消社说，代以纯学术的通论”。 （二）排满革命、反帝救亡的政治诉求 为反满革命做好舆论宣传与力量动员是提倡国学的重要目的，清廷政治腐败、战事不利，民生于水火，天下将亡矣！顾炎武的亡国与亡天下之辩在此时被经常提及。刘梦溪先生通过对“国家”、“天下”的辨析，得出这样一个公式：“社稷+江山=国家，社稷+苍生=天下”，而天下是具有文化意义的天下，以仁义的行与阻判断天下的存亡成为人们的共识，所以天下这个宏阔的概念几乎可与“国学”等同，清朝的灭亡只是眼前的事，汉族重新主导中华的秩序的那一天必定到来，而不管环境如何变换，文化得到维系才是最切要的。 “兄弟少小时候，因读蒋氏《东华录》，其中有戴名世、曾静、査嗣庭诸人的案件，遍就胸中发愤，觉得异种乱华，是我们心里第一恨事”。面对在异族统治之下所受的民族歧视和异族统治所带来的一系列屈辱、困窘和衰弱的局面，章太炎、孙中山曾经试图以改良求得国家富强和民族解放，但最后都大失所望，所以进行反满革命、回复汉人、使仁义行于天下就成了十分迫切的事。 “专制”可算是国粹学派在描述传统政治的一个关键词，《国粹学报》主编邓实指出，专制政体以愚民为要务，自三代以下的“霸天下之主，以阴谋取天下，不得不以阴谋守之。故其开国之第一事，必以诛除民气、闭塞民智为至急之务。以此术如行，则朝廷一切私举动私号令皆可无碍，而子孙帝王万世基业可以长保。以故其愚民之术，代工一代。使通国之民，以不读书、不识字、不知国事为本分，以耕田凿井守田园长子孙为义务。”在国粹学派眼中，国学可以提供无限的思想和智力资源，提倡真国学就是为了还智于民、培养新的公民，而清廷正好是专制主义的代表，他们在本质上是反国学的，所以鞑虏驱除与复兴古学互为前提，国学可为排满革命提供历史依据、智力支持、精神鼓舞，鞑虏被驱逐以后才能够获得真的国学，还智于民。 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后国人普遍认识到这是一个大变局，“近代中华民族的政治自觉与文化自觉同时出现，表现形式为‘保国保种保教’三者并提。由于以传统民族文化为取向的保教式文化自觉与以现代民族国家为取向的政治自觉之间存在内在张力，使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发展到‘保种爱国存学’阶段，以‘国学国粹国史’激发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和政治自觉”，章太炎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中说今日办事最紧要的是：“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姓，增进爱国的热肠”。“则帝国主义，则寝食不忘者常在劫杀，虽磨牙吮血，赤地千里，而以义所当然”。 当时最可怕的事实是列强 “以西变中”，中华文化面临“灭学”的危机：“过去国家之间的争夺主要是攻城略地，战胜者尚可接受被征服者的文化；近代则不然，国与国的竞争，胜者不仅要掠地，而且要‘灭学’”，“亡人之国，必先灭其学；堙人之种、覆人之宗、去人之人伦，必先灭其学”，清廷固然亟待推翻，但是最可怕的前景却是清廷即使被推翻了留下的也已不是原有的中国而是欧化的中国，天下已经“易服色”，国粹也会遗失殆尽，“自三代以至今日，虽亡国者以十数计，而天下故未尝亡也。何也？以其学存也。而今则不然矣。举世汹汹，风靡于外域之所传习，非第以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也，又见其所以施于用者，富强之效彰彰如是；而内饰吾国，萎苶颓朽，不复振起，遂自疑其学为无用，而礼俗政教将一切舍之于他人。循是以往，吾中国十年后，学其复有存者乎？”文化存亡乃是民族存亡的首要因素，以往古代外族入侵辄被汉文化同化，素来以神州正朔所在、文化托命之身自居的士人在此时都倾向甚至信服“中学无用”论，这种舍己从人的自卑恐怕是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最本质的也是最令人担忧的，所以此时倡导“国学”的出发点就有反帝自强、排满光复的双重意义，保存和宣传国学的需要远远大于研究的需要，国学之提倡，政治动机更加明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