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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1990年代中期之后，狂热的物质主义制造了一个纵欲的世界。在新文化运动时代，追求性解放的青少年反抗那些试图节制他们性欲之中老年人，以性的放纵反抗文化与社会建制。这一次完全不同，中老年人和青少年同时放纵性欲。前者是官员、商人、教授等社会各个领域的精英，他们纷纷放纵性欲。大学教育则大批量地生产着物质主义者、感官主义者，他们也在放纵性欲。今日，异性网友约会就是性交的代名词，城市青少年似已不知道羞涩为何物。 这一点可以解释当代中国之气质何以疲弱、萎靡。与处于现代化同样阶段的他国相比，中国是十分奇怪的：它迅速富裕了，却没有一点阳刚之气，没有一点雄心、抱负。原因很多，欲望之放纵，致使精英、中产阶级大规模地“物化”，这样的人是不可能有治国、平天下之抱负的。 如果中国要建立优良治理秩序，并发挥与自己体量相称之世界作用，就必须节制欲望，为此，必须回到儒家。 以礼节欲 今人接受儒家之性观念，似有某些障碍。因为，新文化运动以来，知识分子一直在抹黑儒家，公众也对儒家有很多误解。比如，人们常引用宋儒“存天理灭人欲”之说，指斥儒家不愿面对人的正常欲望，主张禁欲。 然而，儒家从不认为，人之情、人之欲望本身就是恶。在性问题上，儒家持守中道。儒家清楚地意识到，欲望，包括男女之情，是不可能消除、不可灭绝的。事实上，在儒家看来，身体的欲望乃是人保持活力的驱动力量，灭绝人的欲望也就取消了生命。儒家只是强调，欲望不可放纵，因为，欲望如不加控制，就必致人们相互伤害。因而，儒家承认人欲，但也主张，人必须节制欲望。在儒家看来，人对于欲望所能采取的最为明智之措施就是“节”。 《周易》有“节”卦，该卦卦辞以极为简练的语言提出节之基本原则：“节。亨。苦节，不可贞。”宋儒程伊川解释说：“事即有节，则能致亨通，故节有亨义。节贵适中，过则苦矣。节至于苦，岂能常也？不可固守以为常，不可贞也。”这一普遍原则同样适用于节制性欲。性欲不可放纵，否则男女身心皆会遭到损害。需要节制性欲，且节制而得其中。如此，男女性欲均得到恰当满足，则男女皆可致亨通。该卦特别强调，节制不可过甚。过甚则男女皆苦，苦则不可持久。请注意，宋代较早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说法者，正是程氏。由此可以看出，存天理灭人欲，只是要求节制过分的欲望，而绝非灭绝正常欲望。 那么如何控制？任何一个文明社会，都会自然地、自发地形成节制性欲——以及其他欲望——的规则，这样的规则，三代君子和儒家称之为“礼”。《汉书·礼乐志》序谓：“人函天、地、阴、阳之气，有喜、怒、哀、乐之情。天禀其性而不能节也，圣人能为之节而不能绝也，故象天、地而制礼、乐，所以通神明，立人伦，正情性，节万事者也。”这段话说明了儒家以礼节欲之纲领。《乐记》在上节开头所引那段话之后接着说：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人为之节：衰麻哭泣，所以节丧纪也；钟鼓干戚，所以 和安乐也；昏姻冠笄，所以别男女也；射乡食飨，所以正交接也。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 “昏姻冠笄”之功能乃在于“别男女”，也就是节男女之性欲，将其导入婚姻关系中，并进入构造出社会之基本组织单元：家庭。儒家认为，一夫一妻之家庭就是性欲合理满足之最佳制度安排。 因此，礼，包括节制性欲之礼，对于个体幸福、对于社会秩序，均至关重要。《左传·成公十三年》记载：[鲁]公及诸侯朝[周]王。遂从[周]刘康公、成肃公会晋侯，伐秦。成子受于社，不敬。刘子曰 ：“吾闻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是以有动作、礼义、威仪之则：以定命也。能者，养以之福；不能者，败以取祸。是故，君子勤礼，小人尽力。勤礼，莫如致敬；尽力，莫如敦笃。敬，在养神；笃，在守业。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有执，戎有受：神之大节也。今成子惰，弃其命矣，其不反乎？” 在刘康公看来，人的自然的生命天然地是不稳定的，无穷的欲望、激情可能让人的生命向无数的方向发散，这其中必然有很多是危险的，且其危险后果通常是人的有限的理智所不能预知的。社会为了维持秩序，自然演进出“动作、礼义、威仪之则”，这些就构成了礼。礼的根本功能是“定命”，也就是给不确定的自然的生命以相对稳定之锚，把自然的生命导入某种相对确定的轨道之中。 心的自觉 接下来需要追问，礼从何而来？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乃是因为，礼崩乐坏会周期性出现，当代中国就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我们需要追问：在这样的状态下，包括节制性欲之礼在内的礼乐体系将如何重建？ 这正是孟子关心的问题，我们这个时代与孟子生活的时代之气质，基本相同：物质主义，纵欲。然而，仁义何在？这个时代的人们专注于身，汲汲于肉体感官欲望之满足。人们以为，自己生命就是肉体感官及其欲望之满足。孟子告诉人们，你还有心，穿透自己的肉身，去感受、发现、体会自己的心。心的自觉令生命顿时丰满，而呈现为一种立体结构：人有了心、身之别。而心一旦被确定，就自动地居于身之上，反过来支配身。因为，“心之官则思”，人不再盲目地顺从于肉体感官，而会以“不忍人”为准反思、思考，对欲望、对满足欲望之外物及其过程进行取舍。 只是，不同人之思的能力、意愿不同，由此人与人之间出现了差别。有些人能节制自己的欲望，有些人不能，从其小者为小人，从其大者为大人。小人就是凡人，大人就是君子。君子明乎节制欲望之道，并且因为节制欲望，其生命反而更为充实而有光华。至关重要的是，因为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故君子一旦自然涌现，就会获得凡人之尊重；君子节制欲望之理性行为，也会被凡人所模仿。由此，自觉的君子所找到的个别的礼，就成为普遍的礼，而化成人们普遍地节制欲望之风俗。 这不只是一个理论模型，在中国历史上，至少有两次，汉儒、宋儒确实通过这种模式重建了礼乐体系，以节制泛滥之欲望。这两个时代的儒者都主张：“发乎情而止乎礼。”他们从不主张灭欲，但也坚决反对纵欲。过犹不及，儒者所追求的是“中”，以心节身，以礼节欲，由此同时形成健全的生命与社会秩序。这是人人皆向往的状态。 这种健全的生命秩序与社会秩序也是身处焦虑、茫然之中的当代中国人所普遍渴望的。可以断言，当下中国正在进入另一轮礼乐重建、以节制欲望的时代。这一事业呼唤儒家之复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