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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纵性欲，尤其是精英群体之放纵性欲，是当代中国最为突出的社会现象。此一性混乱的程度，纵向地看是史无前例的，横向地看是无国可比的。这是毁坏传统与社会结构剧烈变化导致礼崩乐坏之必然结果。而性欲乃是一种最深层次的本能力量，部分人的放纵及由此导致的部分人的不满足，已酿成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 为了构建优良社会秩序，必须遏制精英群体纵欲之风气。重回儒家是不二法门，儒家发展了节制性欲的完整伦理体系，而这是人类所能设想的对待性欲之最合理、最健全的方案。 导性欲于夫妇之伦 人们都熟悉孟子的话：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因而皆有恻隐、羞恶、恭敬或者辞让、是非之心，仁、义、礼、智因此而成为可能。这是一种对于人性较为乐观的看法。不过，儒家决不天真。关于人性，儒家也清楚，人生而有欲，身体自然伴随着感官之欲望，《礼记·礼运篇》这样说：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故欲、恶者，心之大端也。 欲望乃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能，所谓“不学而能”。内生的欲望驱动人采取行动以满足之。人自然地会饥渴，因此而有饮食之欲望，并必欲获得满足而后快；人自然地有性欲，这种欲望也在寻求满足。 此类身体的欲望与“不忍人之心”同时并存。孟子对其虽然做了区分，不过孟子绝没有说，这些欲望本身是一种恶。性欲与饮食之欲内在于人，本身无所谓善、无所谓恶。更进一步说，满足这些欲望乃是人之为人的必需。人必须生存，所以必须饮食。性欲的功能也许更为重大：正是性欲驱动不同性别的男女走到一起，建立世间最为亲密的关系，而这，就是“社会”的始起源。 实际上，儒家关于社会结构、关于伦理之纲目，向来有两种不同的认知。人们较为熟悉的排序是父子在先，夫妇次之。这种看法大约流行于西汉之后。而在此之前，儒家，以及作为儒家之渊源的三代圣王，更倾向于将夫妇理解为最为基本的社会关系，夫妇一伦为“五伦”之首。如《史记·外戚世家》序云：“故《易》基乾、坤，《诗》始《关雎》，《书》美降，《春秋》讥不亲迎：夫妇之际，人道之大伦也。礼之用，唯婚姻为兢兢。夫乐调而四时和，阴阳之变，万物之统也。”《周易》说阴阳，以乾、坤二卦为首，男女就是阴阳之典范。至于《诗经》，人人皆知其第一篇为《关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诗经》讽诵少男、少女及夫妇之情者所在多有，且感人至深。 然而，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无邪者，归于正也。如郑玄解释《关雎》之大义曰：“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是《关雎》之义也。”此即发乎情而止乎礼。而三代圣王以及儒家所孜孜以求者，就是以礼节制人欲，包括性欲，使之不致于泛滥，而归于正道。 此所谓正道，就是夫妇之道。《白虎通义·嫁娶篇》云：“人道所以有嫁娶何？以为情性之大，莫若男女。男女之交，人情之始，莫若夫妇。”喜、怒、哀、惧、爱、恶、欲诸情之中，最为本能而强盛者为男女之情，也即性欲。此欲不可灭，不当灭。正确的做法是让性欲得到合理而健全之满足，且导引那种最深刻的生命力量入于完善人生、增加幸福、维持秩序之正轨。男女结成夫妇共同生活，就是性欲的合理满足之道。夫妇，人伦之大纲也，因为，男女结成夫妇，可引导内在于人的强烈性欲于确定的轨道，令男女皆可满足合理性欲，双方皆增进幸福，更令社会秩序获得稳定的人性基础。 因此，儒家把男女结成夫妇共同生活，视为一项基本制度，家庭也被儒家视为文明之支柱性制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