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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近现代文明的一大精神与社会成果大概就是“自由”“平等”观念的提出与落实了。此后西方将这两个观念形态再加上“人权”，包装成“普世价值”在世界各处推销，基本是打遍天下无敌手。 但是，人们却看到，实践“自由”“平等”这些现代性的最老牌的西方国家，现在还保留着世袭君主制与贵族制。王孙公子奢华的婚礼不仅招摇过市，而且还接受那么多的普通平民为之欢呼祝福。 最有意思的是贵族与平民基本都心安理得，王子的婚礼该奢华就奢华，从不掩饰；普通平民该欢呼雀跃就欢呼雀跃，并不忌妒。 人们也看到，推销“自由”“平等”这些“普世价值”的急先锋国家，虽没有世袭王权与贵族，但一些少数的名门望族实际上比世袭贵族还潇洒，他们的子女婚礼奢侈的程度比之老贵族则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些国家的平民对此也是听之任之，看之淡之，并没有质疑“普世价值”中“平等”是否实际存在的问题。 在中国，本来从尧舜禹这些圣王开始，就不乏平等观念的流行与实际平等身份的存在，如舜也是普通农家出身，因孝道感天动地而成为尧的接班人，禹则更是在一线领着人民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最后成为舜的接班人。此后虽有夏商周的家天下，但其间并不乏“与民同乐”的君王。到了春秋时代，虽然天下已“礼崩乐坏”，但孔子作为布衣知识分子周游列国虽未能实现政治抱负，却受到了各国国君和贵族的尊重。秦始皇自认为功盖三皇，兼得五帝，可是耕于田垄的陈胜却对好友发问：“帝王将相，宁有种乎？”由此，中国的世袭贵族制在这一发问中便失去了存在的正当性。此后，中国社会一直沿着平民化的道路发展。到了宋代，随着文化大普及和科举考试的有效实施，大量平民知识分子成为各级政府官员，直至朝廷高官。元代虽在政治上实行等级制，但以汉族为主体的社会结构，贵族与平民的分殊并不严重。民清以降亦然如此。总体上看，中国与西方相比早就是一个充满平等色彩的平民化社会。 然而，近百年来，中国众多的精英知识分子，却无视中西社会的实质性对比，主观判定传统中国是一个严重的等级制社会，依据却并非社会存在，而是儒家的“三纲”学说。于是，从上世纪初开始，整个社会舆论与流行意识从批判“三纲”学说开始，最后发展到了全面摧毁儒家文化直至中华传统。一个世纪的批判，不仅形成了庞大的批判队伍，汗牛充栋的批判文章，而且由此也固化了理论底色，即：“三纲”说是维护封建等级制的学说，由此更衍生出许多其它的批判理论。而如此的批判一直持续到了现在。 当然，百年之中也有许多清醒之士从中国社会的实际，从中西方的比较，从儒家的义理，从“三纲”学说本身出发，进行了许多方面的辩诬与重释，比如有的学者将“平均”与“平等”这两个词语分开，认为儒家反对的是平均不是平等；有的学者则完全正面评价“三纲”说，认为这是对“人间秩序”的正常表达等等。所有这一切分析辩驳都有理有据，但都显得比较吃力。 为什么西方公开保留世袭皇族和贵族，豪门与平民分殊如此之大，却没有精英找出本国类似“三纲”说这样的“等级理论”大肆批判？ 为什么中国早就不存在世袭皇族与贵族，社会整体呈现出平民化特征，众多的本国知识精英却不断对中华主流文化进行任意的诋毁？ 原因是多方面的，现在有必要先从学理上进行一些深入的探讨。 先看看西方文化。西方文化两个来源一是希腊的哲思；二是希伯来的超越。这两种文化都自成体系，构成形而上文化，以与世俗文化形成二元并立。这是西方社会一切现象后面的文化根性。即，西方文化的根性是两极论，如精神与物质、此岸与彼岸、唯物与唯心等等。如此，对人的认识也被分裂为“抽象人”与“具体人”。所谓“抽象人”就是指人类的精神性存在，如人格、人权等等；而“具体人”就是人在世俗生活中的位格、角色，如父母——子女、领导——下属、朋友——朋友、同事——同事等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