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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自由主义到保守主义 1990年代的中国，文化上似乎没有多少值得提起的遗迹。面对突如其来的市场机会，每个人都表现得措手不及。除了经济学在继续扩大影响之外，哲学、文学、历史这些文化热中的主要学科都成为无人问津的冷门。对人文精神的呼唤也没有带来多少更好的新鲜空气，东南沿海的廉价劳动力工厂、贫富差距迅速扩大、“三农问题”等社会问题都没有得到任何意义上的缓解和解决，而“人文精神”讨论的结果也是沦落为一项生意，除了每年都会出版大量的以人文精神为商标的出版工业产品之外，乏善可陈。 就在这样的思想空气中，自由主义以惊人的速度膨胀、扩张。从1990年到1996年，先后出现过三次大规模的民族主义浪潮，而民族主义每次出现都为自由主义阵营的进一步整合提供了契机。在这一轮的自由主义大展手脚的过程中，主力始终是经济学，而其它学科则是缺席的。而经济学在这种一学独大的情况下的表现也实在是让人跌眼镜，除了宣称要侵入历史、政治、文学等领域并试图“解释世界”之外，经济学家们还曾在一段时间内公然对社会宣称，经济学是不讲道德的。简单来说，中国的自由主义始终处于一种缺钙的状态，这不仅是因为在1990年代的中国自由主义中占据主流位置的始终是经济自由主义而政治自由主义则隐而不发或未发，更重要的是因为，1990年代的中国自由主义缺乏最基本的历史感与责任感。这种状况导致的结果之一即许多经济学家公开地宣称资本家是这个社会的财富创造者，并试图为许多人说不清来源的财富辩护，还有人煞有介事的准备了一个“零点方案”。 在经济学主导下的中国自由主义思想中，哈耶克这位意识形态斗士获得了非同寻常的地位与尊崇，几乎成了中国自由主义者们的教父。而他本人身上却带着浓厚的保守主义特色。但就政治方面来说，哈耶克的理论似乎并不能提供比古典自由主义更多的灵感，教给他的中国门徒们的也只有一些毫无历史感与现实感的教条，对于分析当下的中国政治状况毫无益处。 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中，保守主义能够在自由主义者中间恢复名誉，就是一件特别值得提起的事情。因为这标志着中国自由主义的政治一翼也开始舒展了，政治上在日益变得成熟起来了，从“正确的废话”走向了“不一定有用但却有用”。这首先表现为自由主义者们不再笼统的强调民主自由，而是开始意识到民主与自由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冲突；其次是他们意识到传统对自由的不可取代的意义；再次是他们不再简单的把法律仅仅看成是市场演化的结果，而更强调其与传统之间的关系。诸如此类的常识在中国自由主义中的复活的意义是巨大的。1998年，当时在政治上仍然十分幼稚的自由主义想到了用法治来弥补自身在政治上的软弱，而在2000年之后，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似乎达成了一个共识，普遍地把宪政当成统一的诉求。 但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似乎仍然没有理解哈耶克对柏克的推崇到底是在什么意义上的，也没有意识到他们那些口号与保守自由主义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紧张，而这些紧张在今天的中国恰恰是无法调和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柏克的保守主义首先强调的是贵族作为一个阶层对其他人所负有的不能推卸的责任，而且把这当成是“神圣的”，而在一个贵族精神已经不复存在的中国，自由主义者们却并没有鼓励和提倡新生的政治和经济精英们承担更多的责任，而把精力全都用在了为新精英阶层在统治阶层中争取席位的斗争中去了。这样做导致的一个严重结果是，中国新生的资产者们从来不愿意承担自己对社会、对其他人的责任，而只想更多的拥有权力和挥霍财富。即使在劳动与资本矛盾已经严重如此的今天，经济学家们与自由主义的理论家们也仍然不愿意“苛责”他们的掌上明珠资产者——自由主义者把他们叫做“企业家”；当企业家精神已经开始逐步形成的时候，责任伦理仍然是缺席的。 因此，虽然保守主义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一直名声不佳，与反动这个充满贬义的词语连在一起，我仍然认为，从自由主义退回到保守主义，对中国的自由主义来说是一次进步。2000年之后，随着施特劳斯与施米特被先后介绍进汉语思想界，部分聪明的自由主义者也逐渐意识到了自由主义的文化虚无主义与历史虚无主义倾向，并开始警惕这种趋势。在关于读经运动的争论中，自由主义阵营发生了一次深刻的裂变。无知而狂妄的启蒙主义立场的坚守者们发出了猛烈的批判，而聪明的自由主意者则开始寻找自由主义与传统思想的契合之处，开始变得有文化担当与历史担当了。但中国的自由主义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包容保守主义，能够在传统与来自西方的思想惯性之间找到平衡，怎样从传统中找到新的政治灵感，这仍然是没有答案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