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牟宗三：《牟宗三先生全集·政道与治道·新版序》，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第14—19页；第23—24页。 [8] 何信全：《儒学与现代民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37—41页。 [9] 牟宗三：《牟宗三先生全集·历史哲学·自序》，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3年，第21页。 [10] 牟宗三：《牟宗三先生全集·政道与治道》，第49—48页。 [11] 郑家栋：《断裂中的传统—信念与理性之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7页。 [12] 杜维明：《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第278页。 [13] 牟宗三：《牟宗三先生全集·五十自述》，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3年，第101页。 [14] 李明辉：《当代儒学的自我转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5页。关于康德哲学与新儒家的关联，可以参看上书《牟宗三思想中的儒家与康德》一文，第48—80页。 [15] 转引自何信全：《儒学与现代民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第7页。 [16] 蒋庆：《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质与发展》，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2003年，第12页。在《公羊学引论》一书中，蒋庆是从人存在的焦虑出发论证政治儒学和心性儒学的区分的，认为既有个体实存性的焦虑，化解之道是心性儒学，另一方面则是制度性焦虑，化解之道则是春秋公羊学，即政治儒学。（蒋庆：《公羊学引论》，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2—3页。） [17] 同上，第14页。 [18] 蒋庆：《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质与发展》，第14—18页。 [19] 新儒家的非政治化倾向在与其把政治问题的解决化约为个人心性的修炼，取消了制度的独立价值和运作逻辑。见蒋庆：《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质与发展》，第25—26页。 [20] 同上，第116页。 [21] 同上，97—99页。 [22] 政治化儒学是政治儒学的变种，对传统中国的君主制的态度是区分政治化儒学和政治儒学的试金石。古文经学认为，君主制具有神圣、绝对、永恒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而政治儒学则认为君主制只是当时历史条件的产物，特定历史时代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政治化儒学认为，君主与天同体同格，完全超越世俗的行政爵位序列，不受礼法制度的约束，而政治儒学则认为天子乃是一个爵位，如果在其位不善政，人民有革命的权利。同上，第109—112页。亦可见：蒋庆：《公羊学引论》，第9—13页。 [23] 同上，第37页。 [24] 蒋庆：《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质与发展》，第117—118页。 [25] 同上，自序，第1页。 [26] 同上，第46—47页。 [27] 同上，第288页。 [28] 同上，第202页。 [29] 蒋庆认为，中国传统经学中有不同的解经“家法”，譬如汉宋家法，汉学中又有今古文家法之别。“‘家法’是进入不同经学解释系统之门径，亦即是不同经学解释本身，不同解经学系统正是通过不同‘家法’来创造历史建构制度……鉴于此，确定‘家法’则是解读经典之前提，严守‘家法’则是‘解经创制’之条件。”（同上，161页。）以制解经实际上是以“礼”说经，即以“礼”解释《诗》、《书》、《礼》、《易》、《春秋》和《论语》等儒家经典，在解释中构建政治礼法制度。同上，159—161页。亦可参加蒋庆：《论当代儒学发展之解经学问题——重建“以制说经”的政治儒学传统》，载《中国文化》（17、18期）：115—132。 [30] 蒋庆：《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质与发展》，第37页。 [31] 蒋庆：《王道政治是当今中国政治发展的方向》，载《原道》（第10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32] 蒋庆：《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质与发展》，第143页。 [33] 王先谦：《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407页。 [34] 蒋庆：《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质与发展》，第51—52页。 [35] 转引自蒋庆：《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质与发展》，第75页。 [36] 同上，第78页。 [37] 同上，第15页。 [38] 转引自蒋庆：《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质与发展》，第84页。 [39] 牟宗三：《牟宗三先生全集·五十自述》，第78页。 [40] 参见彭国翔：《儒家传统的身心修炼及其治疗意义：以古希腊罗马哲学传统为参照》，载杨儒宾、祝次平主编，《儒学的气论和工夫论》，台北：台湾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5—46页。 [41] 蒋庆：《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质与发展》，第91页。 [42] 关于李明辉对蒋庆的回应，可参见李明辉：《儒家视野下的政治思想》，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09—119页；第172—186页。 [43] 方克立：《评大陆新儒家“复兴儒学”的纲领》，载《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420—442页。关于这方面的论述，可参阅：张世保编：《大陆新儒家评论》，北京：线装书局，2007年。 [44] 方克立：《甲申之年的文化反思》，载《中山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1—5。 [45] 韦政通：《当代新儒家的心态》，载《儒家与现代中国》，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4年，第171页。 [46] 蒋庆：《中国文化的危机及其解决之道》，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3—13。 [47] 道德自负意味着得道者具有教化他人的正当性，提斯他人的道德理想，开掘他人的慧根，促其成圣人成德，而不论他人的意愿如何，他人若拒斥之，动辄咒之为禽兽。至于别人如何鉴别其得道，则付之阙如。道德自负的理想主义实在蕴含通往专制独裁的因子。参见：余英时：《钱穆与新儒家》，载《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第79—90页。以及傅伟勋对文化大革命的“共产主义的道德理想主义”与新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之间关系的思索，参见：傅伟勋：《批判的继承与创造的发展》，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9年，第116—117页。 [48] 必须予以说明的是，本文是在非常严格的意义上运用自由主义，即政治自由主义。 [49]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7页。 [50] 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59页。 [51] 霍布斯：《利维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162页。 [52] 密尔：《论自由》，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10—11页。 [53] 蒋庆：《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质与发展》，第123页。 [54] 2004年12月号称“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旗舰”的《原道》辑刊，以《共同的传统—“新左派”、“自由派”和“保守派”视域中的儒学》为题举办创刊十周年纪念座谈会。 [55] 从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方克立先生对蒋庆的批判也没有走出这种二元化思维模式的束缚。方先生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处理，实际上蕴含着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真理，中国传统文化必须经过马克思主义的检验，才能去伪存真，脱胎换骨，这与下面将讨论的现代性问题相关。另外，方先生对蒋庆的批判不仅是学术批判，也是政治批判，在这样的情况下，蒋庆很难从容进行答辩。 [56] 劳思光：《远景与虚境——论中国现代化问题与后现代思潮》，在第三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中国思潮与外来文化》，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2年，第1—34页。 [57] 刘述先：《异与同：由一个比较观点论世界伦理之可行性》，载《现代新儒学之省察论集》，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4年，第39—58页。 [58] 杜维明：《文明间对话的最新路径与具体行动》，载《开放时代》，2001年第1期：86。 [59] 韦政通认为，长期以来中国自由主义和新儒家在传统与现代绝然对立的二元化思维方式下，缺乏对对方的同情式了解，两派对立的焦点是对待新文化运动的态度。自由派认为必须发扬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作用，新儒家则视之为摧残中国传统文化的罪魁祸首。由于这种对立，双方在心态、情绪上也陷入了非此即彼的误区，忽略了两者的共同目标：中国必须走民主政治的道路。见：韦政通：《两种心态，一个目标——新儒家与自由主义观念冲突的检讨》，载《儒家与现代中国》，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4年，第183—218页。 [60] 同上，第178页。 [61] 张祥龙：《重建儒教的危险、必要及其中行路线》，载《现代哲学》，2007年第1期：102—109。 [62]康晓光：《我为什么主张“儒化”——关于中国未来政治发展的保守主义思考》，http://www.tecn.cn/data/detail.php?id=4908。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当代中国学界悄然兴起一股反思民主政治乃至反对民主政治的思潮，大陆新儒学只是其一。潘维教授也撰文《民主迷信与中国政体的前途》，对国人对民主政治的热情，指斥为“民主迷信”，认为中国作为一个独特的文明体，必须走自己的政治发展道路。本文的核心观点是告别民主迷信，走向法治道路。可是，笔者认为，潘教授没有交代清楚，法治与民主的关系，法治是否足以成为一种独立的政体，是否只是民主政治的基本意涵。（潘维：《民主迷信与中国政体的前途》，载《法治与“民主迷信”—一个法治主义者眼中的中国现代化和世界秩序》，香港：香港社会科学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第3—61页。）这股思潮的兴起，在笔者看来是对政治激进主义的反省，却采用了激进化的形式，“语不惊人死不休”。无奈矫枉过正，他们忽略了对民主政治的意涵的深刻检讨，忽略了思想史的“元问题”的讨论。 [63] 余英时：《现代儒学的困境》，载《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北京：三联出版社，2004年，第56页。 [64] 杜维明：《儒学与文明》，载《儒家传统与文明对话》，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 [65] 余英时：《现代儒学的困境》，第54页。 [66] 徐复观：《五十年来的中国学术文化》，载《中国思想史论集》，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第218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