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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年代的文化 按照今天的人们已经习以为常的看法，1949年的革命对文化保守主义是一次整体性的毁灭。从图腾到传承、从理论到历史实践，都是如此。 革命的内在逻辑是历史进步论，而五四运动以后，历史进步论几乎成了有识字能力的中国人的基本常识。而革命者恰恰认为自己是五四运动的精神后裔，因此，在新文化与旧文化之间，刚刚建立起来的革命政权义无返顾地选择新文化，而且得到了进一步的理论强化。儒家、传统作为中国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时代的主要意识形态，并且是目前仍然干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要思想来源，当然遭到了新政权的猛烈批判。同时，来自于苏联的诸如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物质决定意识一类的、先进战胜落后一类的马克思主义教条在国家权力的支持下，通过教育系统进入了每个中国人的灵魂。对于革命政权来说，这当然不是他们想要的全部，而仅仅是实现革命的终极目的的一个必然组成部分——因为要实现共产主义，就必须先造就具有崭新的理想主义道德观的共产主义新人。 在这一理由下，从前的一切都遭到了批判，而不仅仅是儒家。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间曾经短暂地扬法抑儒，但那仅仅是一个政治斗争中的常见策略，丝毫不能说明新政权对法家思想有什么真正的好感。但革命政权确实至少在一个方面颠覆了儒家的基本自信：如果今天有人听见三皇五帝的时代比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还要好，一定会大笑不止，而一个最简单最容易被人们想到的理由就是生产力是不断发展的，怎么可能5000年后的我们会还不如茹毛饮血的先人们呢？因此，与坚定的历史进步论相伴随的是，革命政权肯定了一切变法，而对那些变法中的“复古”面纱则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革命政权似乎相信，这些封建统治阶级们有着与他们一样的唯物主义世界观与历史观。 在这里尤其要提到的是商鞅变法与王安石变法。按照传统的儒家历史观来看，商鞅变法是对人心、道德、风俗的一次巨大摧残，虽然使秦国成为战国时代的超级大国并最终统一全国，却并没有获得更长久的统治能力。而王安石则更不用说，他本人就是被《宋史》列入“奸臣传”的，而有幸进入奸臣传的人在宋代并不多。 革命的理论家们还在马克思主义原则的指导下在中国思想史上找到了几位与自己一样有着唯物主义世界观与历史观的思想家，比如荀子、王充、王夫之等等。 但这些事实真能说明1949年以后的革命政权是一个反文化、反儒家、反传统的政权吗？ 绝对不能。我们可以用一些再简单不过的事实来证明这个判断：首先，大量的古籍都是在1949年到1978年这些据说是“不准读书”的日子里整理和出版的，而且这些版本至今仍然被公认为最好的版本，被引用的频率最高。其次，1949年到1978年的中国革命政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道德理想国”，而且那些被广泛宣传的美德都是被包含在儒家的基本道德规范之内的，而没有在儒家的道德规范之外。再次，在那个被认为是特殊的年代里，革命领袖们的形象总是在被按照“圣王”的理念加以宣传和塑造。一个可以说明这一点的是，毛泽东本人在审阅他的同志们加给自己的各种光荣称号时，删掉了伟大领袖、伟大统帅等在他看来太过庸俗的词语，独独留下了“伟大导师”一个。而按照中国儒家传统来说，开国之君往往都要扮演圣师的角色。儒家的圣王很多时候还得兼任“父亲”，如果我们仔细考虑，似乎也不难把毛泽东与红卫兵之间的关系理解为这种带有伦理意味的关系——当然，如果有人一定要把这种关系理解为一种独裁的话，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比较儒家与马克思主义对毛泽东及其领导下的中国的文化理想，很多人都在做这项研究。但遗憾的是，直到今天我们也没有看到一个能够让人信服的结论。但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说，在毛泽东的思想里，儒家与马克思主义是两个缺一不可的主要支柱。毛泽东为中国勾画的未来蓝图既充满了儒家的色彩，也贯彻着着强烈的马克思主义原则。而就文化理想来说，毛泽东用语言表达出来的那个共产主义社会很多时候都是“大同社会”的另一种版本，而离马克思意义上的科学共产主义社会相去甚远。 但仍然必须强调的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同意对毛泽东的去马列化处理。离开马列主义或者离开儒家的文化与政治理想，想要全面而完整地理解毛泽东，都是不可能的。毛泽东之所以是毛泽东，并不在于他教条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或者顽固地保守了儒家的理想，而在于他本身是儒家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混合而成的，既是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又是儒家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化。而重新理解毛泽东的思想及其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结构的影响，还是一项远未开始的工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