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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彻底告别的复兴 1960年代，因为张君劢、张东荪等人联名发表《中国文化宣言》，一场关于中国传统的辩论又一次在中国大陆以外的华人世界展开了。并且，在中国台湾又重复了一次“五四运动”。但对于中国本土来说，这些都没有成为重要的文化事件，台湾政治现状的保守使文化保守主义者们再一次落于下风。西化派们想五四运动中的启蒙派一样，认为中国传统思想应该对台湾政治、文化现状的保守、反动和独裁负完全的责任。他们象他们的五四先驱们一样，把文化保守主义视为独裁政治在文化上的投射。因此，自由派知识分子们为了反对独裁政治又能够在同时有效地掩护自己，不约而同的把批判矛头指向了文化保守主义。 这时崛起的新一代文化保守主义者如钱穆、徐复观、唐君毅、牟宗三等人被后来的人们称为现代新儒家的第二代。1978年后，他们的著作陆续进入中国本土，成为大陆新一代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基本读物。而且，在毛泽东时代被认为受到了迫害的知识分子的地位得到了迅速恢复和上升，一大批原来的“反动学术权威”重新受到官方的礼遇并被受到社会上的广泛尊重。这个年代的知识分子们被统一在现代化的暧昧诉求之下，充满了重新获得自由的乐观。中国怎样才能实现现代化，怎样与西方接轨，中国为什么没能发展出资本主义等问题成为人们最为关注的问题。 同时，大量的西方最新学术研究成果与思想发展状况被引介到中国本土，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当时非常流行的一种观点是资本主义精神本身是与文化世俗化同步的，中国诸多的资本主义萌芽最终都被扼杀在摇篮状态都是因为儒家思想没有实现从中世纪向世俗精神的转化。文化热就在这一背景之下兴起了。文化热中的基本文化取向表现为两个方向，一种是向外走，一个是向后退。 而在西化派知识分子中间，比较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成了这个年代最受欢迎的事情，其中最富代表性的成果便是《拯救与逍遥》。金观涛、刘青峰在1979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声称，中国文化传统中存在着一个儒法互补结构，传统的知识分子总是在儒法传统之间来回摇摆。不久之后，为了进一步论证这一观点，他们出版了一本名为《兴盛与危机》的书，用刚从西方传进中国大陆的系统论等自然科学方法论证了这个结论。这一观点成为1980年代的文化热中启蒙知识分子的理论预设之一，甚至直到今天我们仍然能看到这种其微弱的影响。而在《拯救与逍遥》中，刘小枫干脆将道家思想视为中国传统思想的基干，以此来与西方文化精神进行对比。与此同步的是另一种路向，即返回中国传统，向传统寻求现代化的动力与思想框架。海外新儒家的观点进入中国本土后，产生了巨大反响。并按图索骥找到了梁漱溟、冯友兰、熊十力等人，使他们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从20世纪初期开始出现的“中国传统文化”这一暧昧说法再次成为人们的兴奋点之一。 但是，这种亢奋状态背后是巨大的亏空。无论对西方思想，还是对中国思想，启蒙知识分子们都缺乏充分的了解——1990年代初期，当年的文化热的参与者大多都承认了这一点，这也成为传统思想在1990年代末期与世纪之交再次复兴的前提之一。相比于他们的五四前辈来，他们更缺乏基本的传统文化素养，对所谓的“中国传统”的思想框架更难以理解。而他们的对手们也好不到哪里去，那些硕学鸿儒们能拿出来的只有早年的著作，丝毫不能用所谓的传统思想来回应现实问题。而年轻的一代则只有热情，没有训练。并且，传统思想的鼓吹者中间充满着一种工具主义的气氛。在那个年代几乎没有人把“用中国理解中国”当成一项文化使命，而仅仅是为了“实现现代化”。 1980年代中国的文化热就象是一次知识分子的集体性发烧，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相比之下，似乎应该说启蒙知识分子所取得的成绩离他们原来预期的结果要更近一些，而文化保守主义者们除了为文化热做了一次点缀之外，基本上没有取得任何成绩。1992年以后中国现实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结果。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之下，所有的中国人都表现出了他们本来应有的世俗理性，弥漫在1980年代上空的理想主义空气悄然散去。在文化热的高烧退去之后，留给人们的是长长的精神空虚。仅仅过了几年，一群知识分子们就惊叫起来：“人文精神失落了！” (责任编辑：admin) |